晚年的曾志回忆：那时我们年轻人敬重毛主席，却并不畏惧他。

1964年，一位领导向钱学森介绍曾志：“这位是曾志，井冈山出来的，现在井冈山没剩几个人了。” 那一年，在一次盛大的庆祝活动上，主持人宣读完曾志的诗作后，她深深地欠身致谢，诚恳地说：“感谢大家的厚爱，我为党做的还远远不够，我只是个普通的党员。” 这位自谦为“普通”的党员，却在新中国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的人生轨迹中，有多少鲜为人知的抉择？是什么样的信念，让她在一次次的风浪中屹立不倒，甚至甘愿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

曾志，原名昭学，1911年出生，正值国家风雨飘摇之际。她自幼关注国事，热衷于学习新知。后来，为了彻底告别旧时代，也为了女性的解放，她毅然改名为曾志。当同学询问改名缘由时，她眼神坚定地回答：“我要为女性争取权益！” 这掷地有声的宣言，预示着她将踏上不同寻常的人生道路。1926年，年仅15岁的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革命并非儿戏，她先后赴湖南、福建从事秘密工作，每一次行动都步履维艰，但她凭借敏捷的思维和胆识，一次次化险为夷，出色地完成了组织赋予的任务。抗日战争时期，她担任荆门、当阳、远安四县的中心县委书记，领导游击队与日寇作战，让侵略者尝到了苦头。解放战争期间，曾志展现出卓越的组织才能。她带领数万民工，冒着风雪，连夜奔袭百里，成功阻击了溃逃的敌人；形势变化后，她又迅速组织人员修路，为解放军追击争取了宝贵时间。尤其在关键的冬季攻势中，她调动十万民工，在一百多里长的道路上清除积雪和冰层，为大军开辟了前进道路。毛主席得知她的事迹后，不禁赞叹：曾志真是个厚道人，功劳这么大，却总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曾志回忆与毛主席共事的岁月，并非单纯的上级与下级的关系，更多的是战友间的平等与亲密。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毛主席不仅是她的领导，更是她迷茫时的指路明灯。毛主席欣赏曾志的热情和干练，但也提醒她要保持冷静和理性。在毛主席的悉心指导下，曾志在工作中既保持了以往的干劲，又增添了智慧和周全。

曾志的革命生涯波澜壮阔，但她同时也是一位妻子和母亲。她和夏明震、蔡协民两位丈夫，以及后来的伴侣陶铸，感情都非常深厚。特别是与陶铸，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伴侣，更是革命事业上的战友，政治斗争中的坚强后盾。无论战争年代还是新中国建设时期，曾志都坚定地支持陶铸的各项决策，积极参与党内重要事务。虽然革命工作使他们聚少离多，但彼此的信任和支持从未改变。

谈到子女，曾志心中充满了愧疚。1928年，在战火纷飞的井冈山，她艰难地诞下长子，却因难产和并发症命悬一线。为了不影响部队行动，她含泪将不足月的孩子托付给一位姓石的副连长抚养。1931年7月，她的次子在厦门出生，却不到一个月就因天花夭折。白天，她强忍悲痛继续工作，只有夜晚才能独自哭泣。两年后，她的三子出生，但她接到任务前往闽东领导游击战争，不得不再次将刚出生十三天的孩子托付给一位寡妇照顾。只有小女儿陶斯亮与她相处的时间较长，但即使如此，在敌后抗日时期，母女俩也常年分离。曾志难道不渴望陪伴孩子成长吗？但她是一位战士，她的使命就是冲锋陷阵。事业与家庭的矛盾，甚至也曾让她在与毛主席的交往中感到困惑，甚至发生争执，但这些经历也让她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本可以留在广州，与丈夫陶铸和孩子享受安宁的生活，但她这位坚强的女性，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毅然选择继续工作，身兼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广州电管局局长等要职，为国家工业发展呕心沥血。即使退休后，本应颐养天年，她依然主动承担家务，享受着国家部委的待遇，却坚持自己买菜做饭，从不麻烦司机和家人。有时为了购买生活用品，她宁愿步行很远的路程，或者像普通市民一样挤公交车，也不愿动用公车。尽管她的工资不低，生活却极其简朴，桌上的塑料布用旧了，磨损了，她也舍不得更换。女婿想为她买新的，都被陶斯亮阻止了，因为她了解母亲的性格，新的东西她反而舍不得用。她这种朴素的生活，让一位来访的台湾友人大为震惊，感叹道：“想不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竟然过着如此简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