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画家张大千不顾劝阻，执意选择南渡，他仅有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小30岁娇妻徐雯波和幼女匆匆登机，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而晚年却颠沛流离…… 1949年那会儿，中国正乱得像一锅粥。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不少人开始往南跑。张大千，这位画坛大佬，也没逃过这场大浪。他手里那三张机票，可不是随便弄来的——靠的是个以前帮过忙的学生，如今混成了国民党军官，硬是给他挤出了这点活路。可惜，票就三张，他只能带上徐雯波和幼女，别的家人只能留在北平。 徐雯波是张大千的第四任妻子，比他小整整30岁。她是1940年代初跟着同学张心瑞来张家学画的，那时候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后来师生情变夫妻情，1949年，她抱着还没满一岁的闺女，跟着张大千上了飞机。那丫头后来取名张心瑞，跟她妈当年的同学同名，也算有点缘分。 张大千收拾行李的时候，没带多少花里胡哨的东西，就几件衣服，外加六十八卷敦煌壁画摹本。这些画是他当年在敦煌待了两年多，一笔一笔临下来的心血。他还带了幅《韩熙载夜宴图》，那是宋代的真家伙，花了他五百两黄金买的。对他来说，这些画不是值钱那么简单，更是他在乱世里抓着的一根救命稻草。 飞机飞起来的时候，北平就剩个影子了。张大千心里估计挺不是滋味，毕竟这一走，啥时候回来都不知道。他先在台北安顿下来，可没几年，又跑去了巴西。1950年代，他在圣保罗郊外搞了个“八德园”，种点树，弄点花，试图找点故乡的感觉。可他画里还是巴蜀的山山水水，乡愁这东西，哪是说断就断的。 到了1956年，张大千跑去巴黎，跟毕加索碰了面。毕加索瞧着他画的荷花，夸得不行，两人聊得挺投缘。这事儿在艺术圈传开了，算得上他人生的高光。可张大千自己却不咋在意，他常说，名气这玩意儿，来得快去得也快，留不住老家的根。他还打趣过：“树挪死，人挪活，可离得太远，心就空了。” 晚年，他回了台北，住进“摩耶精舍”。1984年，他在睡梦里走了，84岁。走之前，他老摸着一块旧印章，上头刻着“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字都磨得看不清了。徐雯波按老规矩剪了他一绺胡子留着，直到2009年她去世，家里还挂着他临的《飞天》。她留了本笔记，里头写着：“三张机票换半世漂泊，也不知是福是祸。” 2019年，成都博物馆展出了那幅《韩熙载夜宴图》，是张大千1952年捐出去的。他的闺女张心瑞，当时92岁了，坐着轮椅去看。她盯着画，眼泪都出来了，想起了1949年那乱糟糟的秋天。张大千这辈子，带着画跑了半辈子，颠沛流离，可也硬是把这些宝贝留给了后人。 再说说张大千为啥非走不可。其实1949年那会儿，有人劝他留下，说大陆这边迟早会稳定。可他不听，眼光放得远。他知道自己这套画风和收藏，在乱世里保不住。国民党那边也给他施压，说不走就得交出画。他舍不得啊，那些敦煌摹本是他两年的心血，卖了命换来的。他还担心留在大陆会被卷进政治，搞不好连命都搭上。南渡虽然苦，可至少能保住他最在乎的东西。 在巴西那几年，他日子过得也不轻松。八德园看着风光，可当地气候湿热，他身体本来就不好，眼疾还老犯。画画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可他硬撑着。那时候，他常跟徐雯波念叨，说早知道这么折腾，还不如当初不走。可话是这么说，真让他选，他估计还是会走。 张大千这人，脾气倔得很。他在敦煌临画那会儿，就跟当地官员不对付。有人说他卖画赚钱不地道，可他从不认。那些画，他卖是卖了，可赚的钱大多用来养家和搞创作。他晚年颠沛流离，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他放不下来画画这回事儿。到了台北，他眼睛几乎看不见了，还让徐雯波帮他磨墨，自己摸索着画。那股劲儿，真不是一般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