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准备撤往台湾时,戴安澜的遗孀王荷馨接到通知,对方开口就说:“去台湾吧,给你房子,给你佣人,孩子上最好的学校,”她只回了一句话:“我丈夫埋在哪,我就在哪,”就这一句,断了她的一生舒坦路。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在安徽芜湖,有一处静谧的墓园,名为安澜园,园中一隅,常年摆着一只旧木凳,凳旁一束野花,偶尔还有一本翻开到特定页码的旧书,年复一年,有位老妇人静静坐在那片墓前,仿佛在与谁倾诉,又仿佛只是守着一段无人能懂的岁月,这位妇人名叫王荷馨,她并不出名,却用几十年的寂静与坚守,写下了属于自己的传奇。 王荷馨出身农村,幼年时没有正式的名字,只有一个小名,她的命运原本与千千万万乡村妇女并无不同,一生注定围着灶台与田地转,1920年代,她被许配给同乡的戴安澜,彼时两人尚未谋面,这桩娃娃亲,在当时并不稀奇,但它却改写了王荷馨的一生,戴安澜后来成为黄埔军校出身的名将,驰骋沙场,名震抗战前线,而她,作为他的妻子,却没有被命运一并垂顾荣耀。 1927年,戴安澜依照父母之命迎娶了王荷馨,这年,他风华正茂,军旅生涯刚刚起步,王荷馨那时仍是不识字的乡村妇女,裹着小脚,羞涩地走进将门之家,戴安澜没有轻视她,反而亲自教她认字、写信,她极为用心地学习,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一个词一个词地写,渐渐地,她能读懂丈夫写来的信,也能回信述说家中琐事,戴安澜见她如莲花初绽,便为她改名“王荷馨”——寓意莲花之香,苦中生香,从此,她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也拥有了精神上的觉醒。 战乱的年代,夫妻聚少离多,戴安澜在抗战中屡建战功,从台儿庄到昆仑关,再到缅甸野人山,始终奋战在最前线,1942年,他在缅甸前线中弹重伤,不幸于5月殉国,年仅38岁,消息传回国内,王荷馨如遭雷击,那年她三十出头,四个年幼的孩子尚在襁褓,生活的重担扑面而来,戴安澜的遗愿是“死要死在中国的土地上”,部队用三个月时间,翻山越岭将他的遗体护送回国,安葬于芜湖。 丈夫的离世并未让她崩溃,她抱着骨灰盒跪在灵堂通宵达旦,哭过之后,便默默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她没有被悲伤击垮,反而开始为丈夫未竟的理想奔走,戴安澜生前曾说,打仗是为了国家的未来,而国家的未来要靠人才,政府发来的抚恤金,她没有拿来改善生活,而是全部捐出,用于创办“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她不识教育之道,便四处请人帮忙,自己则在校门口搬砖砌墙,有人劝她用那笔钱给孩子买房,她一口回绝:“这钱不是我的,是他命换来的,” 那个年代,战后百废待兴,物价飞涨,生活极其艰难,她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要供孩子读书,家中最后一个鸡蛋,她能一刀四分分给孩子,自己啃着窝头,别人送来一袋米,她都一一记账,声称总有一天会还,她的倔强,既源于骨子里的自尊,也源于对丈夫的承诺——她要守住他留下的一切,包括信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前,三次派人来请她去台湾,许诺带上孩子便可享受优厚待遇,宋美龄甚至亲自托人带话,以她的身份,去台湾会过得更好,可王荷馨始终没有动摇,她说不出口大道理,只说了一句:“他的坟在这儿,”就因为这一句,她拒绝了所有安排,守着芜湖,守着那座坟。 她从未借戴安澜的名声谋取私利,也从不主动向外界提及自己的身份,有老战友塞钱给她,她悄悄退回去,她说,不能花战友的钱,戴家不缺这个脸,她靠打短工、织布、做针线活维持生计,把四个孩子一手带大,她不讲什么家国情怀,不说什么教育方法,只是一遍遍地告诉孩子:“你爸流的血不能白流,” 她的大儿子戴复东,小时候成绩不好,她挥着鸡毛掸子撵着他读书,他后来成为建筑学家,参与设计了人民大会堂、钓鱼台等国家重点工程,女儿戴藩篱参军赴朝,其他两个儿子也相继考入大学,四个孩子,没有一个走偏。 1956年,戴安澜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政府邀请她赴京领奖,她穿着一件缝补三年的旧衣服,在人民大会堂接过奖章,回家后,她把奖章挂在屋里最显眼的地方,却从未向人炫耀,她说,那是他的,不是她的。 年岁渐长,她腿脚不便,便搬到墓园附近,她说,怕哪天走不动了,不能来看他,她的晚年极为简朴,从不张扬,从不抱怨,1971年,病重卧床时,她只留下两句话:“别花钱办丧事,把我埋他边上,”她走得极安静,没有仪式,没有告别,只留下一纸遗言,字迹清秀:“生死相随,” 信息来源:《戴安澜将军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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