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一直认为，当代舆论场中的部分群体存在一种特点，即容易对意识形态做简化理解，并由此产生极端化的倾向。这恐怕跟思想市场存在空白有一定关系。比如，有学者就曾指出部分人“中了激进主义的毒”，主张要对保守主义做同情性理解，尊重历史的复杂性，承认人类理性的有限性。这种态度在当时那种“走出革命”的时代氛围下是可以理解的。保守主义的理念轻原则、逻辑、推理，重历史、事件、问题，然而国内关于保守主义的早期著作只是介绍了若干保守主义原则与精神，没有具体介绍保守主义在不同时段、地区对不同现实问题的回应，这就简单地把保守主义介绍成“对自由的保守”，从而把保守主义抬到了一个过分的高位上。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可以说，保守主义的唯一合适论述方式就是历史书写。而埃德蒙·福西特的这本书《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恰好是从保守主义政治史的角度去探讨保守主义的。他梳理了保守主义政治与思想从19世纪到21世纪的演变过程，既有宏观的历史脉络描写，也包含对个别思想家和运动的细致分析，揭示了保守主义传统中内在的矛盾与多样性。他将保守主义置于全球视野下，涵盖了英美、欧洲大陆甚至拉丁美洲的案例，展现了这一传统的统一与多变之处。对我们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一个好处是既说明了保守主义的声称，也描述了保守主义的政治实践与追求。

作者:[美]埃德蒙·福西特

译者:杨涛斌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年10月

保守主义：

人类政治实践的底线

保守主义来源于英国和欧陆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既有埃德蒙·柏克那种克制的怀疑与犀利的批评，也有迈斯特更赤裸的反革命思想，这两者同时构成了保守主义的基调。

在《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中，福西特把欧美保守主义政治实践与思想划分为下面几个历史阶段：在进入大众政治时代之后，保守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从1830年到1880年，第一代右翼政治家、政党和政治思想家们捍卫阶级社会，为社会团结和习俗的权威发声，他们对自由资本主义和宪政制度同时持相当怀疑、批评与抵制的态度；第二阶段从1880年到1945年，欧美主流保守主义者们做出了历史性的妥协，接受了自由资本主义观念和宪政制度，他们抵抗的是“经济民主”/社会主义。但除了他们之外，仍然有一些异议者。其一是边缘保守派，仍然拒绝与自由主义民主妥协，其二是一些思想家、评论家，他们对现代世界的丑陋和不道德深恶痛绝；第三阶段则从1945年到1980年，为了对抗苏联，主流欧美保守主义者们与进步自由主义者结成了反共产主义联盟，接受了福利资本主义；第四阶段则是从1980年至今，苏联崩溃之后，联盟破裂，硬右翼（Hardright）乘机崛起，其最近、最新的敌人则是“伦理与文化民主”。

作者:（美）科里·罗宾

译者:扶松茂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4年11月

福西特认为，有几件事情让保守主义一直保有相当的活力。首先，保守主义并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教条，而是一种应对现代性挑战的思想框架，所以其主张其实一直在发生变化。保守主义当然有一些共同的核心特质，包括对传统和社会秩序的尊重，对革命和激进变革的怀疑，以及对人类理性的有限性和历史复杂性的承认，但在具体的问题上，不同的人和地方却各自有不同的答案。这种多变性格让保守主义具有相当的弹性。

其次，有些相互冲突的要求孕育于人类社会之中——“商业对创新之需求vs.人们对稳定之渴望，全球竞争之要求vs.国家共同之利益，带来好处的知识分裂和观点的多样化vs.使公共讨论成为可能所必需的共同的忠诚与假设”。人们同时渴望两者，于是在此之间产生了一系列张力。福西特强调，这些张力就是保守主义得以延续的动力，也是其不断面临危机的根源。

最后，尽管保守主义讲究秩序与维护权威，但在现实中却由于自由主义的不断进逼而处于防守状态，需要时时刻刻抵抗现代性，因此对现状呈现出相当的批判性。这种批判性格让保守主义实际上带有几分激进主义色彩，从而成为现状批评者的有力工具。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尽管保守主义的面目模糊，但保守主义永远不会从人类社会的政治与思考中退出。

美剧《副总统》第七季剧照。

冷战中的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为传统而战》涵盖了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保守主义政治与思考。在这其中，笔者尤其关注本书对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史的叙述，这是由于笔者的现实关切造成的。美国（还有这个世界）明显地在往回走。有些人认为，这不过是拨乱反正，回归常识，走回20世纪90年代“白左当道”之前的里根黄金时代。笔者既觉得这些人小看了这次“往回走”的力度（世界可能不是回到四十年前，而是一百四十年前），也觉得他们对当代保守主义有所误解。

看今日美国共和党的主张，其实看不出他们止步于里根保守主义的样子。福西特在本书中虽然没有明说，但其实指出从1945年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实际上分成了两支。

福西特认为，在整个冷战期间，执政的共和党人都属于温和保守派，在冷战的影响下，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财产要向民主支付赎金”的想法，同自由派结盟，支持福利资本主义政策，也容忍彼时的民权运动。原因可想而知，攘外必先安内嘛。

但这并不意味彼时的更右翼的保守主义者没有异议。1952年，在听到艾森豪威尔获得共和党提名的消息后，一名右翼人物曾沮丧地说道：“唉，这意味着社会主义又要多执政八年”。当时的右翼保守主义者所看重的人物是小罗伯特·塔夫脱（美国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之子，当过共和党参议院领袖）。他的种种主张，了解今日美国共和党主张的人一定会颇感熟悉。塔夫脱也主张美国优先论与孤立主义，对国际法和多边主义不屑一顾，既反对罗斯福政府介入反法西斯战争，在杜鲁门时期也反对美国同苏联主动发生冲突，对艾森豪威尔构建北约的做法也感到不满（他的追随者批评艾森豪威尔是一个全球主义者）。在经济上他反对罗斯福新政与大政府，反对工会，主张企业自由。

罗伯特·阿方索·塔夫脱（1889—1953年），美国前参议员，保守主义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前总统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长子。

小塔夫脱在与艾森豪威尔的竞争中败下阵来，更右翼的派别在冷战的大环境中蛰伏下来。但是，福西特指出，虽然塔夫脱败于艾森豪威尔之手，但他的主张却在之后仍然在共和党右翼中流传下来，1952年后的三十年保守主义政治史就是一场“对1952年的漫长复仇”（实际上，从今天的情况来看，这场复仇的时间长度远远超过三十年，而是八十年）。

在这个蛰伏期内，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有两处新的不满为右翼保守主义添砖加瓦，使他们在地底“闷烧”：一是白人对解除种族隔离的抗拒，二是基督教保守派对世俗放纵的反对。通过两个人——参议员巴利·戈德华特和《国家评论》杂志的总编威廉·巴克利——的努力，反全球主义、反大政府、种族忧虑和反非宗教这几条线很快汇聚在了一起，各取所需。

但此时右翼保守主义仍然不成气候。1964年，戈德华特在与林登·约翰逊的竞选中以悬殊票数差距一败涂地。巴克利也自我调侃说《国家评论》不过是自由进步时代的宫廷小丑。不过，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通常都认为，正是戈德华特接纳了从民主党那里叛逃出来的白人，重组了共和党的基层组织，从而为以后的保守主义革命打下了基础。《国家评论》杂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成为美国保守主义者的重要媒体，为右翼保守主义掌握阵营内的舆论主导地位立下汗马功劳。

2025年2月，《国家评论》出版的纪念杂志创办人威廉·巴克利诞辰100周年的封面报道。

20世纪60、70年代的右翼保守主义的坚持生存最终为他们赢得了政治胜利：里根革命。不过，福西特认为，里根与其说是右翼保守主义的明星，倒不如说成功地利用了彼时的形势。里根极有个人才华，拥有精明的调和能力和运气，这使得他能够在不执行右翼保守主义议程的情况下保有自己的执政基础。他用对大政府的攻击和不满成功地统合了不同的保守主义派别，同时也能有效克制右翼派别的冲动。比方说尽管他一直批评政府挥霍无度，但里根政府实际上并未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又比方说，他在1988年发表演讲，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所使用的言辞是今日的共和党人所不会使用的——“我们的和平贸易伙伴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盟友。我们应该警惕那些随时准备向我们的朋友宣战的煽动家，他们一边玩世不恭地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边削弱我们的经济、国家安全和整个自由世界。国际经济的扩张不是外国入侵，而是美国的胜利，是我们努力实现的胜利，也是我们对和平、繁荣、自由世界的愿景的核心。”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差不多二十年），是右翼保守主义日益壮大的时代。不过，在这一时期内，里根的政治继承者仍然是温和的保守主义者。在当时，这些温和保守主义者沉醉于自己的国际成功之中，在自由贸易、一体化和多边主义等议题上同自由派达成妥协与共识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第三条道路”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他们有时也被称为新保守主义者。他们反对过分的福利资本主义，也反对过分的种族平权运动（他们认为这既不自由也不公平，会适得其反），关注被自由派所忽视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基础。但同传统保守主义不一样的是，他们非常乐观，对人性或人类前景不持悲观态度，持有进步观念。“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个处处平等的社会，而是一个开放、包容、流动和多元的社会，他们希望调和而不是阉割资本主义。他们是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或者保守主义的自由派。”这些新保守派沉湎于自己的成功之中，看不到时代的结束与转换，也没有看到自己阵营中逐渐增加的不满声。

随着时间过去，冷战共识终于在没有冷战环境的制约下破碎了。在二十一世纪到来之后，“硬右翼”（HardRight）逐渐崛起于选举之中，将新保守主义从王座上拉下了马。福西特用硬右翼这个词取代极右翼的理由是，极右翼这个称呼会让人误解只不过是右翼中的边缘角色，但实际上他们是当下右翼的中坚、主流，温和保守主义才是冷战时期的特殊产物。

福西特认为，当下的硬右翼有如下特点：一、硬右翼本身并不是保守主义的外来物，而是保守主义历史传统的继承者，“它一直都在那里，作为一个阴影或良心般的存在，时刻提醒人们注意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现代性最初的矛盾心态”。它的主张可以用“保护财产、赞扬国家”八个字来形容，这一主张一直是保守主义的核心要素；二、它是自由意志主义者与本土主义者的结盟，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意志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的主张并不一致，自由意志主义者着眼于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摆脱福利资本主义，否认市场对社会的责任，而本土主义者则要求政府放弃全球主义态度，以保护本土利益为先，关闭自由开放的大门。前者要求实现对财产的最小约束，而后者要求国家保护社会，这两者因为对政府的共同反感结合在一起，但其实是有根本矛盾的。这种内在矛盾使得硬右翼的运动显得极不稳定；三、它不是法西斯主义，更合适的形容还是民粹主义或民族主义；四、它的出现得益于左翼或右翼的中间派未能兑现其诺言，从而遭到普遍唾弃。而右翼保守主义，由于其一贯的批判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们发泄愤怒的渠道。

假如福西特对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史的介绍没有错误，那么当代美国右翼保守主义就很难说是对20世纪80年代的怀念，要回到国泰民安的里根时代，而是更老、更深层次的某种东西的复归。福西特说道：“尽管几乎所有人都对2010年后硬右翼的崛起感到惊讶，但它的主题或诉求都不是新的或原创的。”用福西特的话来说，当前的右翼运动也是一场“对1952年的漫长复仇”。

美剧《纸牌屋》第一季剧照。

民粹主义：被颠覆的内核

这本书给了什么样的新启示呢？它使笔者在内的读者注意到了保守主义内涵的激进色彩，这是笔者以前所未曾留意的。

众所周知，保守主义作为现存秩序、权威与规范的支持者，对激进主义有相当的批评，认为与人相关的事务，处理起来要慎重，切忌根据一两条抽象原则与口号就进行剧烈的政治与社会实验。他们对激进主义者尤其厌恶，常常批评他们都是些“文人墨客”，尖酸刻薄地指出，“他们专注于道德和政治批判本身，缺乏公认的地位或自身利益。他们的目标并非如自己所声称的那样要创造一个更好的或改革后的新社会，而毋宁是使关于更好或改革后的新社会的争论永无止境地持续下去，因为只有永不停止的争论才能赋予政治文人以存在的理由……政治知识分子是训练不足的医生，他们能够快速指出病痛之所在，无论这种病痛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想象虚构的，却无法理解什么是健康，也没有能力治疗病痛。”（当然，这种指责未必不是正确的）

除了抨击激进主义者的自利心态，保守主义者也鄙视他们缺乏政治经验。比如英国保守主义者欧克肖特就曾经痛批过所谓的“理性主义政治”。在欧克肖特看来，理性主义者拥有“工程师的性格”，认为“做事情就是解决问题”，看不到政治就是权衡利弊、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的过程，注定是漫长的、低效的。其结果就是用技术知识取代实践知识，在该动用手术刀的地方使用电锯，还不打麻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不断地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人为制造一个又一个危机，看起来在解决问题，但每一种解决都会带来新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工程师性格的人很容易将社会看成一部待修理的机器，极容易摧毁一种秩序或文明，但生产这种资源却需要很长的时间。简而言之，欧克肖特认为“理性主义的政治是政治上没有经验的人的政治”。结论是，要敬畏政治和秩序。

迈克尔·欧克肖特（MichaelOakeshott,1901-1990），英国哲学家、政治思想家，20世纪最重要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

但是，从保守主义政治来看，当保守主义者不再是防守方，而处于进攻/批判态势的时候，他们对激进主义的接纳与欢迎也不遑多让。当今的硬右翼保守主义需要的是实践保守主义的主张，但却不欢迎保守主义的哲学。他们认为，应该放弃那种消极的政治态度，拥抱类似宗教的激情，才能够指引前路。不要自我设限，要相信在政治上改天换地是可能的。

这种对激进主义的接纳，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当代保守主义进行成功的政治动员，发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种政治成功进一步地鼓励了当代右翼保守主义拥抱他们曾经鄙视的那种“理性主义政治”，政治素人不再是一个弱点，而是优势。一个绝佳的讽刺案例便是当今的特朗普政府任命一个由科技界精英组成的所谓“效率审查小组”来审查联邦政府。一群在科技公司工作的年轻工程师在极短时间内删减了大批政府合同，解雇了大量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共和党支持者在欢呼这场政治革命，称赞创新精神与“AI治国”。这会使每一个传统保守主义者瞠目结舌。我们可以说，当代硬右翼保守主义接纳了激进主义，也被激进主义俘获。

撰文/郑非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