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吴学者将器物带回研究所，特意请郭沫若等专家前来鉴定。在认定过程中，他们却因器物年代，而产生了争论，有人认为是汉武帝时期的，有人认为是战国时期。当鉴定结果出来时，众人哗然。 1963年2月，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吴梓林收到一封紧急来信，信是兴平县豆马村的老同事写的，说村民赵振秀挖土时发现了一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看着不一般。 在那之后，吴梓林立马收拾行李赶去村里，连歇脚的工夫都没留。 等到了地方，赵振秀带着他去看挖出东西的土崖，原来赵振秀想修牛圈，一锄头下去刨出个灰色大陶瓮，里头塞着铜环、铁片、贝壳，还有只沉甸甸的青铜犀牛。 吴梓林捧着这物件左看右看，手心直冒汗，犀牛眼睛嵌着黑亮珠子，浑身金银线勾的云纹忽隐忽现，四蹄墩实得像能踹倒墙，他当下就明白：这东西够得上国宝级别。 好说歹说劝通了赵振秀上交国家，吴梓林把陶瓮里零碎物件包得严严实实背回研究所。 考古队的人围上来瞧热闹，可越研究越犯难，其他物件都是民间寻常物什，偏这犀牛尊贵气十足，这类动物尊在西汉可是庙堂重器，平民家里根本见不着。 更蹊跷的是出土地点挨着汉武帝茂陵，史书里记着这陵墓被盗过好几回，有人拍桌子认定是陪葬品，盗墓贼慌乱中落下的。 可翻过来调过去细看，几个老专家指着犀牛背上的活盖和嘴侧流管直摇头：“瞧这错金银的云纹，细得像头发丝，战国晚期才兴这工艺！” 吴梓林蹲在库房琢磨半宿，突然想起个关键点：陶瓮埋藏点正在秦咸阳宫旧址边上。 他琢磨着，八成是秦末乱世，宫里人偷了犀尊混进自家细软埋了，本想等太平了再挖出来换钱，没成想人没了着落，反倒让这宝贝在地底藏了两千多年。 这说法让大伙儿眼前一亮，可推测归推测，北京来的专家团到底拍了板。 郭沫若带着人又验纹饰又称重量，最后参照同批出土的铜镜带钩样式，在鉴定报告里定下“西汉错金银云纹青铜犀尊”的名号。 数据记得清清楚楚：长五十八厘米出头，高一尺挂零，重二十六斤半。 最绝的是设计，后背椭圆盖子能开合，牛肚子掏空装酒，捏着尾巴稍一抬，酒水就顺着嘴角细管流出来。 清洗干净后更显出彩，金丝银线在铜胎上盘出云头，灯光底下金铜相映，连犀牛皮褶子的糙劲儿都显出来了。 为啥非做成犀牛样？这里头有讲究，商周那会儿中原遍地跑犀牛，商王武丁打趟猎能逮七十多头。 到战国时更成了勇武象征，将士穿着穿犀甲上阵，可后来林子越砍越少，猎弓越造越利索，等西汉末年，关中早见不着野犀牛影子了。 1968年咸阳杨家湾汉墓出过鎏金铜犀牛，1975年薄太后陵还挖出真犀牛骨头，可见那会儿犀牛稀罕到只能靠进贡，皇家苑囿才养得活。 这尊犀牛塑的正是中国绝迹的苏门犀，双角尖耳朵小，连三瓣蹄都捏得分毫不差。 信息来源：《茂陵考古报告》、《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汉书·平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