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对合肥的执着，堪称三国时期最耐人寻味的战略迷局之一。孙权倾尽半生心血、五次亲征而未得，甚至在其晚年仍成为东吴君臣的“心结”。 一、合肥：江南政权的“生死门” 合肥的战略地位，源于其独特的地理格局。它位于长江与淮河之间，既是南北陆路交通的枢纽，又是控扼江淮平原的锁钥。司马迁在《史记》中已点明其“受南北潮”的商贸价值，而三国时期，其军事意义更被放大至极致。 对建业（南京）而言，合肥是“江南唇齿，淮西咽喉”。曹操若占据合肥，既可顺巢湖水道南下直逼长江，又能西进威胁荆州江夏，南京犹如“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孙权曾言：“得合肥，则建业安；失合肥，则江东危”。 这种地缘焦虑，贯穿了东吴的整个历史——从南朝到南宋，历代南方政权无不将合肥视为江北最后的屏障，甚至明代仍有“铁打的庐州（合肥）”之说。  二、五次征伐：反映东吴的短板。 孙权对合肥的五次进攻，几乎浓缩了东吴军事的困境： 1. 第一次（208年）：赤壁之战后，孙权趁曹操主力南征、后方空虚之机进攻合肥。然而，扬州别驾蒋济以一封伪造的“四万援军将至”书信，竟让十万吴军仓皇撤退。此战暴露吴军情报失误与攻坚能力的不足。 2. 第二次（215年）：张辽以八百精兵突袭孙权大营，史称“逍遥津之战”。吴军虽拥十万之众，却被张辽直逼中军，孙权本人险遭俘虏。此役不仅成就张辽“威震江东”之名，更让东吴士气遭受重创，“张辽止啼”的典故流传后世。 3. 第三次至第五次（230-234年）：孙权称帝后三次亲征，却屡遭曹魏名将满宠挫败。魏军甚至主动弃旧城建新城，利用地形削弱吴军水战优势。一次战役中，孙权因新城远离水道，竟在船上逡巡二十日不敢登陆，最终遭伏击溃退。 最惨烈的第五次进攻中，魏将张特以三千守军拖垮诸葛恪二十万大军，吴军因瘟疫、断粮而“死伤涂地”，直接引发东吴内乱。 这些失败的背后，是东吴军队的结构性缺陷：世兵制导致士气低迷，异族兵员比例高，陆战能力远逊水战。而曹魏对合肥的经营堪称典范——从刘馥筑城、满宠迁城到张特死守，合肥始终是“以点制面”的防御典范。 三、孙权的执着，实为南北政权博弈的缩影。 东晋、南朝乃至南宋，合肥的得失始终牵动着江南政权的安危。例如梁武帝时，名将韦睿收复合肥后，“南京威胁顿解”；南宋夏贵献合肥降元，则被视为亡国前兆。合肥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南方政权在军事地理上的先天劣势：水军优势难以转化为陆战突破，而北方政权依托中原骑兵与城池防御体系，往往能以少胜多。 对孙权而言，合肥不仅是战略要地，更成了心理执念。他晚年哀叹：“合肥城下，吾折戟五次，此天不助吴耶？” 合肥的城墙，最终成了东吴北上野心的“墓碑”。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合肥居然还有一个公园，它的名字叫“逍遥津”。 （欢迎关注周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