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93年，菲律宾红薯高产，西班牙殖民者不准出口，偷运者会被处死。当时，福建发生大饥荒，在菲律宾经商的陈振龙听闻十分焦急，花重金买了几根红薯藤，将其偷偷编进了回国货船的缆绳里。 陈振龙，原是福建漳州人，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家。幼年丧母，家中兄弟姊妹众多，父亲以务农为生，生活十分艰辛。 虽家境清苦，但陈振龙从小聪明伶俐，性情坚毅。他不但勤于耕作，空余时还跟着塾师识字习文，常常挑着柴火去换纸笔，哪怕深夜油尽灯枯，也不舍一页书卷。 他自幼便心怀“学成济世”的志向。 及至少年渐长，陈家实在无力供养诸子，陈振龙为减轻家中负担，只身远赴海外。彼时，正值西班牙人殖民菲律宾，大量华人被招募或贩卖前往马尼拉劳作。 陈振龙辗转经漳州月港搭乘商船，历经数月风浪，抵达马尼拉。他初到异地，举目无亲，只能在华人街打杂维生。 后因头脑灵活、为人诚实，逐渐积攒些微资本，在市集摆摊经营丝绸、药材和香料等中土物品。 数年间，他勤俭持家，口碑颇佳，小生意也渐有起色。有一年，他在当地市集上见到一种藤蔓植物，块茎硕大，味道甘甜，极耐旱涝。 当地人称其为“番薯”，是南美传入菲律宾的新作物，十分适合种植在贫瘠土地上。 陈振龙品尝后惊为天物，心想：“若此物能引入福建，岂不拯救万民于饥饿？”这个念头一旦在心中生根，便再也难以拔除。 引进外来作物并非易事。当时西班牙当局为防范本地农业机密外泄，对番薯的出口管理极严，禁止藤苗和种子外流，违者重罚。 陈振龙为运出红薯藤，冒着极大风险，买通当地商贩和华侨，在暗夜中悄悄挖取部分红薯藤和块茎，藏入他要返乡的货船中。 为了保鲜，他用湿布和泥土将藤蔓小心包裹，藏匿于货物夹层之间。 陈振龙清楚，这一趟若被发现，不仅货物全毁，自己也可能身陷囹圄，甚至命丧他乡。但为了家乡百姓的生计，他义无反顾。 船行海上多日，风浪不定，潮湿闷热，一路颠簸。为保藤苗存活，陈振龙几乎每日亲自检查，调换湿布，忍饥挨饿，只求这批藤苗能顺利抵达故土。 数月后，陈振龙辗转回到福建漳州。他没有立即张扬，而是先在自己家中的一块荒坡地悄悄试种。 初期因缺乏经验，红薯藤种下后生长缓慢，甚至有部分枯萎。但陈振龙没有气馁，根据菲律宾所学，调整水分、松土、除草，耐心观察。 到了秋天，那片藤蔓茂盛的土地下，竟结出一串串如拳头般大的红薯。他激动得几乎流泪，立刻将部分红薯切块蒸煮，邀请邻里尝试。 乡人初见新物，疑而食之，却发现香甜松软，胜于芋头。得知这竟能在瘠薄土地上生长，众人皆惊为神物。 陈振龙将经验记录成册，取名为《甘薯传》，详细记述红薯的引进经过、种植方法、田地管理等，并奔走乡间，亲自教导农民如何种植甘薯。 几年之间，红薯在漳州、泉州、厦门一带迅速传播开来。 陈振龙的功绩逐渐被更多人知晓。福建官方也开始推崇甘薯种植，并派人将其种法推广至江西、浙江等地，逐渐传遍整个中国南方。 陈振龙年老后，将推广红薯的使命交予其子陈经纶。 陈经纶继承父志，更进一步在福州设立“薯馆”，广邀百姓前来取藤学习。父子两代，终使甘薯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重要的抗灾、救命作物。 陈振龙去世后，百姓为感念其功德，在漳州城北的紫阳山麓为其立祠，名曰“甘薯祠”，又称“番薯公祠”。 清代学者称他为“功在社稷、德泽百姓”的仁人义士。今人敬称其为“中国红薯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