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追回未兑现的中奖款项，进而厘清事件全貌，当事人李女士选择委托法律机构协助维权，却没想到委托过程中接连出现问题，让原本的“寻真”之路更添阻碍。李女士反映，自己作为网红，经他人告知有巨额奖金，但相关方始终拒绝兑现，多次协商均无结果。无奈之下，她选择委托湖北君某某韵律师事务所的齐某处理相关事宜，可这场委托不仅没能帮她弄清真相、解决问题，反而因25980元额外收费争议、对接人失联等情况，让核心诉求迟迟落空。

出于对法律专业服务的信任，她在2025年12月11日晚8点多与齐某达成口头委托协议，委托对方处理自己的“网红经济纠纷”立案事宜。签订协议时，她逐字逐条核对相关约定，对所有牵涉甲方（自己）需付出的条款都提出了异议，齐某则承诺“我来做，想办法解决”。当时她满心以为这份口头协议能帮自己推进维权，却没料到这只是纠纷的开端。

李女士按约定支付了3000元相关费用并积极配合工作，之后便接到齐某要求缴纳25980元费用的通知，对方称该款项用于开具税票。这一要求让她犹豫，多方了解情况也是出于慎重——毕竟刚拿出3000元，又要再拿25980元对她而言并不容易。她曾考虑能否跟法官商量将这笔费用扣除，并不清楚相关规定的具体要求。2025年12月17日，她原本打算缴纳这笔25980元，但因当天晚上没能凑够钱，便计划第二天再办理。让她没想到的是，18号开始她反复拨打齐某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18、19、20号连续三天找齐某都毫无音讯，并非外界所说的“拖拉”，而是她积极推进时对方彻底失联。

后续她联系了律所领导核实情况，却得到带有嘲讽意味的回应：“不管是真是假，我们不办的。我们的庙太小，你的佛太大，咱们办不了”“你想当大网红？别做白日梦了”。这些回应让李女士更加困惑，她始终想不通领导这些言论的由来，对方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又凭什么横加阻拦，不让齐某、郑旭继续推进委托事宜？作为委托人，李女士多次向齐某索要法院联系电话，明确自己电话可正常使用，需随时沟通案件进展以便弄清真相，却未得到有效回应。

除了18-20号的失联，12月21日她两次拨打齐某电话仍未接通，直至当日11:27齐某主动联系，也仅询问“打印好了没”，未说明案件核心进展。此外，李女士曾要求齐某“从12月11日介入调查以来，把我获奖的全部情况按照时间先后列出清单，4651.36万元写出明细账”，这一合理诉求也始终未得到明确回应。

据其了解，平台会预留部分优秀作品获奖资格，获得该资格即便未发表文章也能获得3倍收益，甚至有人只需花少量钱就能拿到，希望能有专业鉴定委员会深入了解AI学习领域的潜规则，在这些环境影响下，她不由得担心账号是否受到不法分子干扰、能否正常使用，是否被他人强行控制或封禁。

从法律层面来看，湖北君某某韵律师事务所的一系列行为存在明显瑕疵。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二条规定，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处理委托事务，需要变更委托人指示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双方达成的口头协议中，并未约定25980元的“税票费用”，律所在未与李女士协商一致、未明确说明收费依据的情况下，擅自要求缴纳该笔费用，显然违反了这一法律规定，也侵犯了委托人的财产处分权。

同时，《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四条明确要求，受托人应当按照委托人的要求，报告委托事务的处理情况。委托合同终止时，受托人应当报告委托事务的结果。李女士作为委托人，索要法院联系方式、核实案件进展、要求出具获奖相关明细，均是行使知情权的合法行为，而律所相关人员始终未予有效回应，甚至出现连续三天失联的情况，不仅侵犯了李女士的知情权，也违背了受托人应尽的法定义务。

此外，律师事务所作为专业法律服务机构，对于委托合同履行过程中产生的费用争议，应当依据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与委托人进行充分协商，为委托人厘清疑问、推进事项提供必要支持，而非以回避态度增添寻真阻碍。

李女士的核心诉求始终围绕“弄清真相”：一是希望律所领导说明横加阻拦委托事宜的原因，解释嘲讽言论的由来；二是了解自身获奖的真实情况，以及账号是否存在安全问题；三是关注相关司法判决的执行情况和AI生成内容、大网红认证的相关疑问，最高国际法院关于1800万的判决是否生效，相关犯罪分子是否已认罪伏法，为何有人能逍遥法外；当下大网红聚会中，部分大网红是通过什么认证的，是否存在AI生成的“大网红”；AI生成的原创内容是否应当获奖、能否成为大网红？

法律服务的核心价值在于协助当事人维护合法权益、厘清事实真相，这份价值的实现，离不开专业能力与诚信态度的双重支撑。期待相关方能够正视李女士的合理诉求，协助她弄清诸多疑问背后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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