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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一位北京扫地老妇向政府捐款24亿,这件事惊动了中央,但这位老妇直言:

1984年,一位北京扫地老妇向政府捐款24亿,这件事惊动了中央,但这位老妇直言:“我是替丈夫赎罪的。”她的身份也因此曝光。这位老妇是什么来历?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的丈夫又是谁?她为何要替丈夫赎罪?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1984年,一份捐款申请书出现在北京相关部门案头。申请人是一位八十多岁的普通老人,赵碧琰。她要求将自己名下24亿元巨款全部捐赠给国家,并明确说明:“这些钱不是我个人所得,是替家人赎罪。”这个请求,让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一度以为自己看错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不过几十元,24亿意味着什么,无需多言。面对调查,赵碧琰没有推诿,也没有回避,“我丈夫赵欣伯,他做过许多错事。钱是他生前留在日本的。我只希望这笔钱能归国家所有,了却心愿。” 赵碧琰的名字,曾在日本和中国两国的司法、外交、新闻报道中多次出现。直到这一刻,她才真正把自己的来历和过往全部坦诚摆到桌面上。这份坦然,背后是长达数十年的曲折人生。 赵碧琰本姓耿,名维馥,1910年代出生于北京。年轻时家境殷实,接受良好教育。二十岁出头时,她嫁给了当时在国内外政界都小有名气的赵欣伯。赵欣伯1890年生于河北宛平,曾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青年时还做过清政府的禁卫军,后因社会动荡东渡日本,考入明治大学法律系,成为中国首位获日本法学博士的学生。 赵欣伯归国后,因精通日语、熟悉法律,先后在东北各地任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欣伯成为日本支持下伪满洲国的重要推手,曾担任伪满洲国立法院院长等要职。抗战胜利前后,他还曾短暂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顾问等职。 伪满时期,赵欣伯借权力之便,在日本投资置业,多方累积资产。日军投降后,赵欣伯因汉奸罪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后获保释。新中国成立后,他再次被拘押,1951年在看守所突发脑溢血去世。 赵欣伯在日遗产全部登记在赵碧琰名下。原因很简单,抗战胜利后他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必将遭受清算,便想方设法将大量房产、存款和珠宝过户至妻子名下。那时的赵碧琰,对丈夫的过往既有疑虑,又有不舍。她不认同他的选择,但已为人妻,只能随丈夫漂泊,在日本期间负责照看家庭。 赵欣伯去世后,赵碧琰与独子赵宗阳回到北京。在漫长的政治运动中,家中所有可以证明身份、关系、财产的文件几乎全部损毁,生活也变得十分艰难。她靠在街道做清洁工,和儿子相依为命。 外界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每日早起晚归、生活节俭的老太太,背后竟有一段如此曲折的家族史,更不会知道她名下还有一笔巨额海外遗产。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日本政府对境内部分历史遗留财产进行清理登记。彼时赵欣伯名下的不动产和银行资产因长期无人管理,被有关机构托管。此后中国政府多次与日方交涉,寻求这笔遗产合法继承人。1970年代后期,中日邦交正常化,国内有关部门开始通过各类渠道寻找赵碧琰。 那时的赵碧琰早已习惯平淡清苦的生活,对海外遗产并无念想。直到有人上门说明来意,她才终于正视起尘封已久的往事。在外交、司法等部门的协助下,赵碧琰先后向日本方面提供证明身份的各种材料,包括自己在日本生活的经历、家族关系等,还配合参与了多次庭审。 遗产追讨过程中,难题不断:一方面,因年代久远、证据多已散失,真假继承人不断冒出,日本法庭数次传唤赵碧琰本人出庭;另一方面,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家庭成员也因各种原因蒙受波折。1976年,赵碧琰年过古稀,第一次独自前往东京法庭,面对众多冒名者,她以亲身经历、身体细节(如左撇子、手术疤痕)、家族旧信等自证,最终被日本法庭认定为唯一合法继承人。 1980年代初,相关法律程序全部完成。日本方面将赵欣伯生前在东京及周边多处房产、银行存款及金银珠宝正式转交赵碧琰及中国政府代表。经折算,这批财产当时市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扣除部分诉讼、委托等开支,最终到账约24亿。 钱到手后,赵碧琰心里并没有一点喜悦。对她来说,这些财富带来的不是荣耀,而是沉重的负担和良心的拷问。赵欣伯一生大起大落,晚景凄凉,给家人带来的更多是愧疚和痛苦。她深知,这些钱不是靠正道所得,更不能留给后代。 在儿子和家人支持下,赵碧琰郑重递交捐赠申请,把全部财产捐给国家,用于教育、科技、文化等公益事业。她说:“这是你们爷爷欠下的,咱们要把账还清。” 有关部门经过核查,很快批准了她的捐赠决定,并安排相关后续工作。赵碧琰晚年生活简单,国家也为她安排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医疗照顾。她始终低调、不谈家事,把晚年余生都交给了普通人的平淡日子。 1989年,赵碧琰在北京病逝。去世前,她曾对身边人坦言:“我这辈子唯一能安心的事,就是把那笔钱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