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理念，是以杀治国。大明刚成立时，朝野就有一种议论，认为元宋亡国，都因宽纵失天下，所以明要行“三十年杀运”。朱元璋是赞同这种看法的。所以，大明建国之初，他就和首席智囊刘伯温同志在治国理念上就有了分歧。 明朝开国时，天下刚从元末战乱中喘口气，满目疮痍，盗匪横行，地方势力还没完全收拾干净。朱元璋打小吃尽苦头，深知乱世得靠硬手段。他当过和尚、要过饭，后来投军打天下，见惯了人性的贪婪和背叛。登基后，他常盯着地图皱眉，琢磨怎么让这江山坐得稳。朝野里有个说法，叫“三十年杀运”，意思是前朝宋元都因为太软弱丢了天下，新朝得靠杀戮立威。朱元璋听了这话，觉得句句在理。 他的“杀运”理念不是瞎来的。元朝末年，官场腐败，贿赂横行，百姓被压得喘不过气，才给了红巾军起兵的机会。宋朝呢，文人当道，重文轻武，最后被外敌收拾得一干二净。朱元璋总结教训，觉得治国不能心软，尤其是对那些贪官污吏和不听话的功臣。他常说，杀一个贪官，能救万民；除一个隐患，能保百年。这思路简单粗暴，但在他看来，乱世刚平，不杀不足以立威。 洪武年间，他定了不少狠招。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直接剥皮实草，把人皮塞满稻草挂起来示众。功臣开国后要是敢倚功自傲，或者有点风吹草动，他也绝不手软。像蓝玉案、胡惟庸案，动辄杀几万，血流成河。这种高压政策确实让官场抖三抖，地方不敢乱，可也搞得人人自危，连喘气都小心翼翼。 刘伯温跟朱元璋不是一个路子。他出身书香门第，饱读诗书，满脑子儒家思想，觉得治国靠的是人心，不是刀子。元朝末年，他当过小官，眼见吏治糜烂，百姓苦不堪言，早就憋着一股劲儿要干点正事。投奔朱元璋后，他出了不少力，鄱阳湖大战的火攻就是他的主意。可等到天下定了，他发现朱元璋的路越走越偏，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 刘伯温信奉“民为邦本”，觉得战乱刚过，百姓穷得叮当响，朝廷得轻徭薄赋，给大家喘口气。他常拿历史说事儿，尧舜靠仁德服人，周朝靠礼乐治国，哪有靠杀出来的太平？他还精通天象，洪武二年大旱，他上书说这是老天爷不高兴，劝朱元璋赦免轻罪、赈济灾民。朱元璋听了一半，赈灾是干了，可天还是没下雨，他心里估计就嘀咕：这仁政咋没啥用呢？ 两人分歧的核心在于看问题的角度。朱元璋盯着官场和功臣，觉得不杀就压不住；刘伯温盯着百姓，觉得不宽就聚不了心。朱元璋要的是立竿见影的威慑，刘伯温要的是细水长流的民心。这俩目标一个短期一个长远，注定尿不到一个壶里。 理念不同，事儿就不好办。洪武初年，朱元璋忙着收拾功臣和贪官，刘伯温却老上书劝他宽刑减税。朱元璋有时候听，有时候烦。洪武三年封赏功臣，刘伯温只得了个诚意伯，四品官，远不如其他开国大将。这明摆着是敲打，意思是你别老跟我唱反调。可刘伯温不死心，洪武四年看朱元璋猜忌越来越重，他干脆辞官回老家，打算眼不见心不烦。 他回了浙江青田，过起了隐居日子，但心里还是放不下来。洪武七年，地方税重得离谱，他又忍不住上书，结果捅了马蜂窝。朝里有人说他不安分，朱元璋没吱声，可也没保他。洪武八年，他突然病倒，很快就没了，65岁。据史料推测，可能跟中毒有关，背后八成跟政敌脱不了干系，甚至有人怀疑朱元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刘伯温一死，他的仁政想法彻底没戏。洪武后期，朱元璋越杀越狠，胡惟庸案牵连几万，连刘伯温的儿子都没逃掉，家破人亡。朱元璋的“杀运”倒是把朝堂震住了，官吏不敢乱来，可代价也不小。老百姓日子没好多少，朝廷风声鹤唳，功臣人人自危。他的铁腕治国保住了江山，可也让大明开局就染上了血腥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