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字元亮，又名潜，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被称为汉魏南北朝八百年间最杰出的诗人，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
陶渊明曾祖陶侃，是赫赫有名的东晋大司马，手握军队重权，都督八州军事；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曾任安城太守；陶渊明的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
出生于官宦世家的陶渊明，喜欢吟诗作赋，经常邀请气味相投的文友，推杯换盏、吟诗对赋。如此，竟养成嗜酒癖好。据说“陶醉”一词，就是由 “陶(渊明)醉（酒）而来。
陶渊明有五个儿子，分别为陶舒俨、陶宣俟、陶雍份、陶端佚、陶通佟。在他眼里，五个儿子都不成气候。他在《责子》一诗中，写道：“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大意是，他这几个孩子，老大懒惰，老二厌学，老三老四都十三岁了，还不识数，老五马上就九岁了，整天就知道玩梨和栗。
陶渊明的《责子》诗，不无戏谑成份。作为深深影响着中国文学史的大诗人，曾留下不少家训之语，从中可以看出，对子孙的殷切期望。当年，陶渊明到彭泽当县令时，家里劳动力缺乏。为此，他请了一名劳力，帮助儿子料理砍柴挑水之类的杂务，同时，给儿子写了一封简短的家书：“汝旦夕之费，自给为难。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意思是说，每天的生活开销，靠你一个人很难应付。现在，我请一名劳力回家，让他帮你做些砍柴挑水的力气活。但他也是别人家父母养大的孩子，你要好好对待人家啊。另一封家书《与子俨等疏》则告诫子孙要和睦，“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要重德修身，以圣贤为榜样，“虽不能尔，至心尚之”。
从公元427年之后，陶渊明一脉后人，以千年家族横向比较，在历史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确实不算多，“据《陶氏史记》记载，唐宋以来，浔阳陶氏考取进士者共七十五人，文武举人者约一百二十八人，他们继承先祖遗风，廉洁为官，谨守法度，赢得后人的景仰与赞誉。”
陶渊明后代随着时代迁徙，有的分支分布在湖南常德与益阳、江苏的南京。
明永乐二年，陶渊明长子的后代璋公与珙公，一同从江西迁徙来湖南，一个定居益阳安化，一个定居常德汉寿。自此以后，这一脉的陶氏后人就在湖南繁衍生息了。潜公好学问，但他的后人似乎在这一点上与他背道而驰，陶氏一族显少有文人墨客，却多武将。陶氏后人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侨胞中也有他们的身影，而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原兰州军区副政委陶方桂(汉寿人)、原国军中将陶诚远(澧县人)。都属于常德陶氏一脉。
相反，陶渊明家族在传到陶渊明之前，颇为显赫。其曾祖陶侃的母亲，姓湛，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的故事被载入了《晋书·列女传》。一个故事是“截发延宾”，说的是风雪之夜，来了客人，但是，家里一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招待客人的，于是，湛氏就铡碎睡觉用的草垫子，拿来喂客人的马，又暗中把头发剪了下来，卖给乡人，置办菜肴，招待客人。另一个故事是“封坛退鲊”，她的儿子做小官时，分管渔业，有一次，儿子托人把一坛公家的腌鱼送给母亲。湛氏问明情况后，原封不动退回，并附上书信说：“你身为官吏，本应清正廉洁，却拿官家的东西送给我，这样不仅对我没好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愁啊。”
这位了不起的母亲湛氏，培养了一个了不起的儿子—东晋时期名将陶侃。
陶侃出身贫苦，少年丧父，在陶母的悉心教诲下，养成了好学、勤奋、清廉的优秀品质。陶侃从军三十余年，多次平定战乱，为稳定东晋政权立下赫赫战功；他精勤于吏职，不喜饮酒、赌博，为人所称道；治下的荆州，史称“路不拾遗”；“喜文辞，行文如流”。
陶母、陶侃，以他们的言传身教，成就了一个著名家族。浔阳陶氏，也造就了许多人才，其中最有名的当属陶侃的曾孙陶渊明。世人皆知陶渊明洒脱豁达，是大诗人，鲜为人知的是，陶渊明还十分注重教育子孙。陶母、陶侃、陶渊明等陶氏先祖的家教故事，深深影响着陶氏后裔，也逐渐形成了系统的陶氏家训，共二十条一千三百余字，包括诚修身、择交游、守廉洁、孝人子、正伦纪等内容。
陶氏家训的特色在于，以“贤”和“廉”为精髓，把陶母、陶侃、陶渊明等人的思想精神，转化为家规家训的具体内容。“不学刁诈之术，不交无益之朋”，继承了陶母结交贤友的主张；“修身不可不诚”“法度不可不守”，继承了陶母“廉洁奉公、谨守法度”的教导“昔侃公为刺史时，尚惜分阴，则游惰辈，实不肖之尤”，则把陶侃珍惜光阴、勤勉努力的人生实践，转化为对后世子孙的明确规劝。
陶侃之母被称为古代“中华四大贤母”之一，陶母的贤能智慧，陶侃的勤勉忠诚，陶渊明的仁义宽厚，共同构筑了陶氏家训的精神内核。这部家训还有这样的语句：“齐家本于修身……故必敬以持己，恕以及人，三畏儆心，四知接物，庶身端心诚，合族有所准则矣。”
以这部陶氏家训正式成文的时间而言，已是清末时期，自其先祖陶渊明至清末，时隔一千五百年左右。一千五百年中，陶氏家族曾出现过几十位进士，现代出现过两位将军，实属难得，更难得的是陶渊明之前的陶母、陶侃言传身教的良好家风。
然而，我们发觉，陶渊明的曾祖父为大司马，祖父、父亲做过太守，其本人也曾入仕为官，连续四代为官，且均有清廉之名，且曾祖父与其均有诗文传世，虽比不上东汉末年，袁绍家族“四世三公”的辉煌，却也有一定可比性。但是，自陶渊明之后，这种辉煌没有持续下去，尽管陶氏后代仍有进士、举人、将军出现，从千年家族的横向比较，在人才数量与影响力上，仍不免留下了一丝遗憾；尽管从现在看来，自陶渊明高祖母开创的良好家风，得到了较好的千年传承，但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家风是否属于“道”的层次，一个家族要得到更好的传承，是否还需要一定的传家之“法”？
探究耕读传家对于家族传承的影响，之所以选取陶渊明家族作为例子，是因为陶氏家族自陶渊明之后，确实出现了好家风得以传承，但家族却近于沉寂的状况，这固然没打破凡事有盛必有衰的事物发展规律，固然有门阀世家自东汉兴起，至隋唐实行科举制后没落的历史原因，固然有陶渊明生逢乱世的因素，固然与陶渊明追求超然世外的价值观有关，但矛盾之处在于，陶渊明确实不止一次向子孙提出了具家训性质的期望与教诲，传承了其高祖母、曾祖之风。
如前所述，耕读文化深深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耕读传家对于子孙后代，对于家族传承，起着正面的效果彰显的作用，陶渊明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耕读文化实践者之一。
那么，为什么陶氏家族到了陶渊明，本应更辉煌的这一代，却呈现出了类似于分水岭的现象？
结论也许可以这样归纳：一是，陶渊明之后的五百年，史上第一部明确以耕读为传家法宝的家训著作《章氏家训》才出现，在陶渊明年代，尚无耕读传家先例可循，包括其本人在内，尚无人有此感悟，于是，开创中国田园诗派的典型耕读实践者，也只好遗憾地错过；二是，古今中外，凡家训者，都离不开劝读劝善，或择其一，诚然，这对家风建设有着至关重要的的好处，但是，家族作为命运共同体的整体，尚需入世的功名利禄支撑着，才能较好地传承，这就需要在“道”的层面之下，佐以传家之“技”，这点上，劝读劝善显得略为单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