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6月10日，朱老总唯一的儿子去世。朱老总得知后，沉默了许久，哽咽地批评妻子康克清道：“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1938年的武汉，汉口旧俄租界内一栋砖木小楼里，空气中弥漫着汗味和龙井茶香，窗外江轮汽笛声断断续续。朱德站在二楼会客厅，盯着军事地图，眉头紧锁。 突然，门被推开，一个瘦弱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右耳后一块蚕豆大的肉瘤格外显眼。朱德愣了一下，快步走过去，颤抖的手反复抚摸着那块胎记，嘴里喃喃：“像你娘，像你娘……” 那是朱琦，朱德与第一任妻子萧菊芳的儿子。1916年，朱琦出生时，朱德正投身护国战争，父子几乎未曾谋面。 1919年，萧菊芳病逝，朱琦成了孤儿，辗转被亲戚收养。后来，他参军入伍，却因战乱与父亲失散。 直到1938年，周恩来派副官四处寻找“右耳后有肉瘤的小兵”，父子才得以重逢。那一刻，朱德眼眶湿润，紧紧握住儿子的手，仿佛要把这些年的亏欠都补回来。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迟来的父子情，注定要被战火和命运撕扯。 1943年，冀中反扫荡作战中，朱琦左腿被子弹贯穿，感染恶化，最终不得不截肢。那时的边区医疗条件简陋，手术锯生锈，药棉是自制的，朱琦咬着牙挺了过去。 截肢后，他装上假肢，行走时总能听到金属摩擦的刺耳声响。可他从不喊苦，反而开玩笑说：“这腿没了，命还在，我还能为国家干点事！” 解放后，朱琦被分配到天津铁路局，担任机务段段长。从1949年到1965年，他拄着拐杖巡查轨道，风里来雨里去，随身带着牛皮封面的笔记本，密密麻麻记着轨道数据。 1957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下他指导火车司机的画面，假肢卡在踏板上，需两人搀扶才能下来，可他脸上依旧挂着笑。 有一次抢修津浦铁路，他七天七夜没卸下假肢，腿根磨得血肉模糊，同事劝他休息，他却摆摆手：“铁路不通，物资运不进来，咱这苦算啥？” 朱琦常对子女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句话，既是他对自己的鞭策，也是对父亲朱德精神的传承。 1974年，朱琦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他仍放不下工作。6月10日那天，他还在宿舍里写着调度方案，床头摆着铁皮药盒和绑着橡皮筋的老怀表，窗台上一本俄文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积满了灰。 他或许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右手始终攥着那只德制指南针——那是1940年朱德送给他的，象征着信仰和方向。 十天后，秘书李廷良含泪向朱德汇报了朱琦病逝的消息。当时，朱德正在审查海军建军25周年方案，握笔的右手猛地一抖，墨水染黑了文件。 他突然起身，撞翻了桌上的景德镇青花茶杯，碎片散落一地。秘书低头不敢看，只见这位戎马一生的老将军，眼神空洞，嘴唇微微哆嗦。 接下来的三天，朱德每晚独自坐在香山植物园的长椅上，手中紧握着朱琦1958年送他的一副牛皮护膝。那是他儿子亲手做的，粗糙却暖心。 夜风吹过，朱德的身影显得格外孤单。有人说，他是在回忆与朱琦的点点滴滴，也有人说，他是在自责没能多陪陪这个苦命的儿子。 据赵力平（朱琦第二任妻子）在《百年潮》中的回忆，朱琦临终前曾对她说：“我这一生，没能多孝敬父亲，是最大的遗憾。如果有来世，我还想做他的儿子。”这句话，成了朱德心中永远的痛。 朱琦走了，留下了假肢的金属声、铁路上的汗水，以及那只指引方向的指南针。而朱德，将这份父子情锁进了心底，直到1976年逝世，他也没能走出失去儿子的阴影。 从云南到武汉，从延安到天津，朱琦的一生就像一条蜿蜒的铁路，承载着革命的重量，也承载着对父亲的思念。他用残缺的身体，铺就了新中国的工业之路；而朱德，用沉默的守望，诠释了父亲的深沉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