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日军在上海华界实施的军事占领与暴力统治，留下了诸多日军士兵持枪威胁、盘查无辜市民的罪证。 日军自1月29日占领闸北部分区域后，即推行“格杀勿论”的“肃正”政策。据《上海日军暴行实录》（1932年版）记载，日军司令部发布第14号命令：“凡发现疑似抗日分子者，可不经审判直接处置。”街头盘查成为其搜捕抗日军民、制造白色恐怖的主要手段。 检查对象以男性为重点目标，但女性、儿童亦常遭骚扰。例如，2月5日，日军在宝山路拦截5名放学儿童，强迫其背诵日语“天皇陛下万岁”，未能完成者遭枪托殴打。鬼子对于抗日分子，则无明确规则，仅凭士兵主观判断。蓄须、携带钢笔、穿着中式长衫（因与十九路军便衣队着装相似）均可能被认定为“可疑分子”。2月12日，商务印书馆编辑王云五因携带笔记本遭扣押，日军士兵指认其“记录军事机密”，后经租界领事交涉才释放。 日军通过街头暴力制造“人人自危”的氛围，企图迫使市民配合其“治安维持”。据日军《上海派遣军报》记载，2月中旬起，闸北市民“主动报告‘可疑动向’的数量较前增加3倍”，但多数为误报或邻里诬陷。 日军刻意在租界边缘实施暴力，明知西方侨民和记者可能目击，仍不加收敛。其目的在于展示“军事存在”，试探国际社会对侵华行为的容忍底线。正如日本外务省密电所言：“上海的‘治安’处理，需让列国明白帝国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