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毛人凤拿着一份四百多人的枪决名单让卢汉签字，卢汉拒绝签字。毛人凤说：“那就杀一半，留一半如何？”
卢汉还是不同意，毛人凤说：“这是蒋总裁的命令，你竟敢违抗？”
8月14日，昔日的“云南王”龙云在香港发出起义通电，并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有把握让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尽快起义。
消息传来，卢汉郁闷的对亲信说：“老主席这是把我们放在火上烤啊，解放军离云南尚远，这个时候贸然起义，只会功亏一篑。”
蒋介石这边，对卢汉是戒心大起，下令在云南的第八军军长李弥、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率部向昆明开进。
没过几天，老蒋又给在贵州的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发去密电，让他率部进入云南，直趋昆明。
卢汉手头只有几个保安旅，李弥、余程万、刘伯龙都是黄埔将领，指挥的都是装备精良的“中央军”，真打起来，是一点胜算都没有的，
骄横的刘伯龙，甚至对手下放话说：“等解决了卢汉，让李弥当云南绥署主任，我来当省主席。”
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和卢汉交好，连忙打去电话说：“永衡(卢汉的字），总裁这次可是动真格了，已经准备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你马上来重庆一趟，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
电话这头，卢汉握着听筒的手青筋暴起，良久才沉声道：“岳军（张群的字）兄，告诉总裁，我明日启程。”
次日，卢汉踏上了飞往重庆的飞机，心中满是忐忑，一下飞机，在看到张群带着一众高官在机场等候时，卢汉的心放了大半。
随后，卢汉在张群的陪同下去见老蒋，老蒋态度很好，说：“永衡，我把云南交给你，是放心的，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卢汉说：“云南军力不足，能否把几个保安旅改编为60军、93军。”
60军、93军是滇军的两大主力，抗战胜利后被派去东北，其中60军在长春起义，93军在锦州解放时覆灭。
老蒋对60军起义一事耿耿于怀，不愿意恢复这个番号，想了下说：“两个军的番号没有问题，就按74军、93军来编组吧，军、师长的人选由你来定。”
此外，老蒋还答应，给卢汉拨付一百万大洋的军饷及一批武器弹药，以充实滇军的实力。
老蒋对卢汉表面安抚，其实是暗藏杀机的。当9月8日，卢汉乘飞机返回昆明时，在老蒋的授意下，保密局长毛人凤、保密局西南区长徐远举等人，也乘飞机同往。
卢汉回到昆明后，马上让亲信通知昆明的进步人士、地下党，尽快转移，因为第二天，将会有一场大搜捕。
9月9日，在毛人凤的坐镇下，昆明的警、宪、特全体出动，四处抓人。由于这次大搜捕，执行的是老蒋的命令，卢汉身为云南省主席、绥靖公署主任，不得不签发手令，这也是老蒋的目的，想让卢汉手中沾上血债。
一天时间，共有四百多人被抓，毛人凤趾高气扬地来找卢汉，让他签发处决的命令。
卢汉断然拒绝，说：“抓的人大部分都是学生，批评一下放掉就行。”
毛人凤说：“这可是总裁的意思。”
卢汉冷冷的说：“总裁可没说把人都杀掉。”
在毛人凤气冲冲的离开后，卢汉深知，光靠强硬对抗不行，必须想出拖延之计。卢汉在给老蒋发电报时，巧妙地请求将案子交给军法处处置，并特意提出五人会审，请老蒋指派三人。
就程序而言，卢汉所言并无不妥，老蒋只好答应，指派了陆坚如、阎仲铎和沈醉参与会审，而另外两人，则是卢汉指派的亲信。
经过一轮轮审理，原本要枪决的四百人名单逐渐缩减到九十多人。
毛人凤将九十多人的名单，发给重庆的老蒋，询问如何处理这些人，老蒋回电 “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并将电报发到云南省府。
卢汉接到电报后，如坠冰窖，心急如焚。他连夜驱车赶往李根源宅邸。李根源是云南籍的国民党元老，资望很高，属于老蒋都要买面子的人。
一见面，卢汉就抓住李根源的手，焦急地说：“李老，救救这些人吧，不然我卢汉就是千古罪人啊。”
李根源戴着老花镜反复端详电报，突然抓起毛笔在 “情有可原，罪无可逭” 上画了个反勾，说：“永衡，颠倒顺序，这八个字便能救人。”
当毛人凤再来找卢汉时，卢汉不动声色的说：“总裁都说情有可原了，你让我如何杀人。”
毛人凤不死心的说：“卢主席，总不能一个人都不杀吧。”
卢汉说：“根据审问的情况来看，抓的人都没有什么大问题，我看全部释放，也没有什么问题。”
在卢汉的“拖延战术”下，毛人凤在昆明的杀人计划，始终难以执行，随着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焦头烂额的毛人凤，也不能一直耗在昆明，只得悻悻离开。毛人凤一走，卢汉当即下令加快对被抓捕人员的“审查”，并不让保密局云南站长沈醉等人参与，由于重新“审查”的人员，都是卢汉指派的，因此到了10月份，被关押的四百多人，全部获释。
国民党在昆明搞得“九九整肃”，闹得动静很大，但在卢汉的全力斡旋下，无一人被害，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12月9日夜，卢汉在云南省府所在的五华山大楼，对外广播，宣布起义，为了起义能成功，卢汉付出了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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