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新四军一名参谋带着两名伤员打游击，3个人只有一条枪，令人惊讶的是，仅用4年时间，这名参谋就将队伍扩充了百倍，壮大到800多人！
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新四军，主力部队被迫北撤至长江以北。
山区里，刘奎接到了一份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留守皖南，保存革命火种。
上级只给了他两名伤员和一支步枪。
黄诚是项英的警卫员，右腿中弹，勉强能拄拐行走。
李建春是普通战士，腹部有伤，不能剧烈运动，刘奎站在荒凉的山坡上，望着这两名伤员和手中唯一的步枪，沉默了。
三个人，一支枪，没有粮食，没有药品，四面都是敌人。
刘奎没有犹豫太久，他们必须先解决吃饭问题。
当天夜里，刘奎帮一户农家挑水、劈柴，那户人家给了他们一碗红薯饭。
第二天，他又去另一户人家帮忙修补屋顶。
如此三天，附近几户人家都认识了这，个能干的年轻人。
这时，日军"扫荡"开始了。
一个叫庙山的村子被日军烧毁，十几名村民被杀，刘奎连夜赶去，帮助幸存者掩埋尸体，重建家园。
一个月内，他帮助了七个遭受"扫荡"的村庄。
村民开始信任他们，一天，有五名山民找上门来，要求加入，其中三人有土枪，两人带着长矛。
队伍一下扩充到八人，但只有四支枪，且土枪射程短、精度低。
刘奎决定寻找地下党组织，冒险潜入县城，他联系上了皖南中心县委书记胡明。
胡明派出十名地下党员加入，并给了两支缴获的日式步枪。队伍增至十八人。
但武器依然严重不足，刘奎决定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
情报显示，庙首镇伪乡公所，有二十多名伪警察，持有十几支枪，刘奎亲自侦察后，发现伪警察每天下午，都在镇口设卡检查路人。
一个计划形成了。
刘奎扮成伪警察，带着两名会说日语的地下党员，冒充日军翻译。
他们大摇大摆走进伪乡公所，一进门就拔枪控制了屋内伪警察。
其他队员随即冲入，十分钟内攻下整个公所，缴获步枪十四支，手枪三支，子弹三百余发。
首战告捷，队伍士气大振，但敌人的反扑，也迅速到来。
三天后，一个排的日军和两个连的伪军，包围了他们藏身的山谷。
刘奎组织队员分散撤退，自己带着四名战士殿后。
眼看无路可逃，他们发现前方有一个水塘。
刘奎命令大家潜入水中，用芦苇杆呼吸。
日军搜寻了整个山谷，始终没有发现他们，夜幕降临后，五人才湿淋淋地从水中爬出。
随着战斗次数增多，队伍也遇到了叛徒问题。
1942年春，一名新加入的成员，向敌人泄露了刘奎的行踪。
一天清晨，刘奎独自外出侦察时遭遇伏击，两颗子弹击中他的肩膀和大腿，但他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拖着伤腿跳下了一处三十多米高的悬崖。
敌人以为他必死无疑，没有追下去。
刘奎被崖壁上的树枝挂住，受了重伤但保住了性命。
队员们找到他时，他已经昏迷了一天一夜，养伤期间，刘奎仍然指挥战斗，制定计划，他的九死一生，更增添了"打不死的刘奎"的传奇色彩。
人员问题解决了，但武器装备仍然不足，刘奎命令队员们收集村里的农具，改造成武器。
镰刀被绑在长杆上变成长矛，犁头被打磨成刀片。
队伍甚至用竹竿制作了投枪，在近距离作战中屡立奇功。
同时，刘奎注重根据地建设，带领队员帮助村民春耕秋收，保护村庄安全。
游击队在村民中的威望日渐提高，越来越多的青年要求参军，到1943年底，队伍已增至两百余人。
日军来时，刘奎组织村民实行"空舍清野"策略，将粮食藏入山洞，人员疏散到深山，日军抓不到人，抢不到粮，只能灰溜溜地撤走，这一策略极大地鼓舞了民心。
武装力量壮大后，刘奎改变了战术，开始主动出击，袭扰敌人据点。
每次行动前，都派出多路侦察，掌握敌情；战斗中，设置多重埋伏，确保有退路；战斗后，立即转移，不在同一地点停留超过一天。
这些战术让敌人疲于奔命，日军称刘奎为"山中狐狸"，悬赏五千大洋缉拿他的人头。
但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保护游击队的行列。
他们为游击队传递情报，提供粮食，掩护伤员。
1945年抗战胜利时，当年仅有三人一枪的队伍，已发展到八百余人，成为皖南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回顾这段历史，刘奎成功的关键在于：
一是坚持依靠群众，赢得民心；
二是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以小博大；
三是重视武器装备的缴获与改造；
四是严格防奸反特工作，保持队伍纯洁。
他的个人品质同样令人敬佩，九次负伤九次生还，这是运气，更源于他沉着冷静的指挥能力，和顽强的生存意志。
1955年，刘奎被授予大校军衔。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但在许多老百姓心中，他永远是那个带着两名伤员，只有一支步枪，却敢于在敌人心脏地带坚持斗争的"打不死的刘奎"。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他证明了一个真理：只要依靠群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