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一天，在一场十万人公审大会上，一个书生模样的男青年判处死刑，他就是曾在北大就读的高考状元沈元，一声枪响过后，沈元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32岁，他满腔的理想壮志也在那一刻彻底宣告破灭。

1938年出生于上海书香世家的沈元，家族成员多为学界精英，父亲沈昌作为麻省理工学院高材生，主持修建滇缅公路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母亲何天予系南京女子师范高材生，姑母是协和医院医学博士，表兄沈君山后来成为台湾清华大学校长。

1955年，沈元以全国文史类总分第一考入北大历史系，师从邓广铭专攻秦汉史，他的学年论文《论汉武帝》突破传统史观，提出“中央集权制度对郡县治理的优化路径”，这份手稿至今保存在北大历史系档案室。

命运的转折始于1956年早春，沈元在北大图书馆发现美国《工人日报》刊载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英文版，文中披露斯大林时期肃反扩大化导致70万人死亡。

据同窗郭罗基回忆，沈元借助字典摘译全文，在宿舍组织学术研讨时提出：“《联共布党史》存在系统性历史篡改，社会主义时代更应坚持史官实录精神”。

这场讨论被举报后，沈元成为1957年反右运动重点批判对象，北大党委最终以“传播反动思想”为由，将其划为极右分子并开除学籍。

在门头沟斋堂村劳动改造期间，沈元白天背石修水库，夜晚借煤油灯研读《汉书》，1961年摘帽返京后，他在街道劳动之余完成九篇学术论文，其中《汉代土地兼并的社会传导制》被时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刘导生发现，推荐给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

黎澍读后惊叹：“这类结合计量分析与制度史的研究，完全打破传统史学范式”，1962年，《历史研究》第三期刊发其《急就篇研究》，该文通过汉代蒙学课本分析社会结构，范文澜评价“至少比我写得好”。

学术巅峰期的沈元引发学界震动，1963年，《人民日报》整版转载其五万字长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创下该报创刊以来学术文章刊登记录，复旦大学周予同教授公开表示“举双手赞成沈元道路”，北京大学却有人向中宣部举报“宣扬白专路线”。

为保护这位青年学者，黎澍采用笔名“张玉楼”继续发表其《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仍被识别身份遭二次举报。

1966年文革爆发后，沈元被列为“历史界十大反动权威”批斗，近代史所档案显示，他曾在牛棚中完成《中国历代尺度考》，用明矾水在《汉书》页边写下四万字批注。

1968年9月，不堪折磨的沈元用鞋油涂黑面部，试图进入马里驻华使馆寻求庇护，被执勤武警识破逮捕，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1970年4月发布的布告称：“沈犯书写反动文章，化装黑人投靠外国使馆”。

1981年平反文件送达时，沈元母亲何天予的哭喊震动邻里：“我不要纸，我要活生生的人！”其遗作《汉书补注批注》2009年由西泠印社影印出版，台湾学者沈君山在序言中披露：“表弟批注中关于汉代官制与罗马行省制的比较研究，至今具有学术前瞻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公布的档案显示，沈元在劳动改造期间完成的《秦汉徭役制度量化分析》手稿，因保管员疏忽直至2003年才被发现，这份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古代赋税制度的论文，比西方“计量史学”流派的兴起早了整整十五年。

如今站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部，翻开沈元批注过的《汉书》，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仍在诉说未尽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