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中央恢复六大中央局，身为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被调去东北局担任第一书记。东北局下辖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可谓是“封疆大吏”。

因为六大局第一书记，有些已经进入政治局，如李井泉、柯庆施、陶铸。1966年，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紧随其后的一场运动让宋任穷从顺境变成逆境。

这一年秋天，中央首长召见他问到：你检讨了没有！过关了没有！对于他的处境，上级也要继续保护他，可随着情况的发生而变化。

1967年，随着运动的深入已经无法继续工作，他的问题也不断升级。为避免老干部在运动中受到人身攻击，被接到北京京西宾馆住下。在这里的老干部有军队的，也有地方的，而且都是担任要职的。

住进京西宾馆也不安生，因为时不时有造反派冲进来就抖这些“大员”。他也无可避免的被拉去批斗，而且是三个省轮番上阵。像京西宾馆都有卫戍区部队把守，一般情况下外人是进不去的。

有一次，东北来的造反派要就揪斗没有得逞，就计划从京西宾馆劫持他，甚至做了周密计划。他们知道从正门是无法进入的，就伪装成来客混进去，此前已经踩点得知宋任穷住在哪个房间，因此混进去直奔房间而去。

他们知道将其弄下楼是不可能，想办法把对方捆起来从窗户下吊送到地面，外面有人接应。结果在实施过程中被警卫部队发现，制止对方的行动，才确保危险的事情发生。如果被那些人劫持成功，京西宾馆安全且不是形同虚设，不是谁想来就来的吗。如果劫持成功，会不会还有人效仿，他们的人身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

对此，上级对京西宾馆进行加强警卫，修筑围墙，宋任穷也被转移到海运仓招待所住下。

海运仓招待所管理比较严，外人不能随便进了，他们除了写材料，接待一些外调人员，也没有其他事。到1969年10月，随着备战令下达，在京没有职务的老干部疏散到外地，到盘锦地区的农场劳动。此后一直持续到1974年国庆节前被解除监护回京。

由于一些问题没有落实，在使用上一直停止。虽然他也给老首长反映过此事，对方表示只负责解放，至于工作安排无能为力。此后的两三年里一直赋闲，而从1975年到1977年每年都在经历不同的大事。

1976年是大悲大喜的一年，三位伟人相继逝世，四人帮被粉碎；1977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他也再次重返一线，逐渐进入政治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