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世期间，中华大地上汇聚起万众一心的磅礴力量，一批彪炳史册的伟大工程相继落成，成为那个激情燃烧岁月的鲜明印记。

在众多辉煌成就之中，有三项世界级的工程项目尤为引人注目，它们不仅彰显了新中国建设者们改天换地的豪情壮志，更让世人真切感受到人民群众无穷无尽的智慧与创造力。

这三项震古烁今的工程究竟是什么呢？

它们又凭借着怎样的特质，能让现代人都不禁感叹自愧不如呢？

第一项是被誉为“人工天河”的林州红旗渠。

这条蜿蜒于太行山脉的水利奇迹，曾被周恩来总理盛赞为“新中国奇迹”，其背后承载的是一代人与自然抗争的悲壮史诗。

1960年之前的河南安阳林县（今林州市），是华北地区有名的贫困县，由于地处太行山深处，这里常年被严重的干旱所困扰，缺水成为制约当地发展和威胁百姓生存的最大顽疾。

翻阅地方史料不难发现，从明朝建立伊始到1960年这数百年间，林县境内有记载的严重旱灾就多达三十余次，每一次旱灾都伴随着粮食绝收和民生凋敝，为了求得一线生机，当地百姓不得不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在最惨烈的灾年，甚至出现了易子而食的人间惨剧，那份缺水的痛苦深深烙印在每一位林县人的心中。

面对家乡百姓的艰难处境，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内心焦灼万分，在深入乡村走访调研后，他深刻认识到，只有从根本上解决用水问题，才能让子孙后代彻底摆脱贫困的枷锁，于是他大胆提出了“引漳入林”的宏伟构想，发出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豪迈号召。

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全县百姓的积极响应，数十万林县儿女自带工具、自备干粮，毅然走进了悬崖峭壁林立的千里太行山，他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征服这座阻碍水源的大山，改变家乡几千年来缺水的命运。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修建如此宏大的水利工程几乎没有任何专业设备可供依托，建设者们只能用最原始的炸药和大锤开凿山石，在陡峭的山崖间开辟通路。

开凿出来的土石方，没有机械运输，他们就靠着双肩扛、扁担挑，一点点清理运走，许多人的肩膀被压得红肿起泡，扁担磨出了深深的勒痕，却没有一个人叫苦退缩。

缺乏专业的测绘仪器，他们就想出了各种土办法：用脸盆盛水观察水平面确定渠线走向，用简易的木尺测量坡度，靠着这些充满智慧的土办法，硬是精准规划出了水渠的路线。

工程修建期间恰逢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供应极度紧张，工地上的建设者们常常吃不饱饭，他们就上山挖野菜、捋树叶，掺着少量粗粮充饥，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人擅自离开工地。

“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激昂的口号在山谷间回荡，鼓舞着每一位建设者，他们挥舞着简陋的工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太行山上劳作，用长达十年的坚守，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水利奇迹。

1969年4月，当清澈的漳河水顺着蜿蜒的渠道奔涌进林县的田野时，数十万翘首以盼的林县百姓沸腾了，他们欢呼着、奔跑着，泪水与笑容交织在脸上，因为他们终于告别了世代缺水的苦难，迎来了丰收的希望。

为了纪念这一凝聚着全县人民心血的伟大壮举，人们将这条渠命名为“红旗渠”，这个名字不仅象征着工程的红色基因，更承载着林县人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在整整十年的修建过程中，共有超过三十万林县百姓参与其中，他们中有年逾八旬的老人，主动上山为年轻人烧火做饭；也有刚满十七岁的青年，怀揣着建设家乡的热情投身工地，先后有八十一位建设者在施工中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用生命为这条“天河”铺就了基石。

这份用血汗书写的成绩单足以震撼世人：十年间，建设者们削平了一千二百五十座山头，打通了二百一十一条隧道，架设了一百五十二个渡槽，修建了一万二千四百零八座沿渠建筑物，累计挖砌土石方达一千五百一十五万立方米，如果将这些土石方垒成一米见方的土墙，足以绕地球赤道三周半，在崇山峻岭中凿出了总长一千五百公里的“人工天河”。

或许这些冰冷的数字，无法完全展现三十万林县百姓付出的艰辛与牺牲，但每一个数字背后，都镌刻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当后人站在红旗渠畔，看着奔腾的流水，依然会被其中蕴含的强大精神力量所震撼。

也正是因为如此，红旗渠才会被周总理盛赞为“新中国奇迹”，后来多位国家领导人来到红旗渠考察时，也纷纷对其精神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红旗渠精神”与延安精神一脉相承，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瑰宝，值得一代又一代人传承弘扬。

如果说红旗渠是人民群众用意志战胜自然的典范，那么南京长江大桥则是新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用智慧攻克难关的杰作，它的建成打破了国外专家的偏见，开启了中国桥梁建设的新纪元。

自古以来，奔腾不息的长江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将中国的南方与北方分隔开来，历史上众多南方政权都凭借长江天险与北方势力对峙，在没有桥梁的年代，人们想要跨越长江，除了乘船摆渡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

这种状况即便到了近代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我国有关在南京修建长江大桥的设想，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已经被提出，当时沪宁铁路和津浦铁路这两大重要的铁路枢纽，在南京被长江隔断，火车想要过江，必须将车厢拆解后用渡船运送，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受天气影响极大，严重制约了南北交通的畅通。

然而，受限于当时我国薄弱的国力和落后的工业技术，修建长江大桥的计划只能停留在设想阶段，迟迟无法付诸实施。

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曾数次提及修桥计划，还专门邀请了外国专家约翰·华特尔前来实地考察，希望借助国外的技术力量实现这一构想。

但华特尔在考察了南京江面的水文情况后，仅仅留下一句“水流湍急，不宜造桥”的结论便匆匆离去，这一结论让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计划彻底被搁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跨越长江建桥都被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直到1958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圆满完成，国家的工业基础有了一定的积累，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时机终于成熟，中央政府正式决定启动这一宏伟工程。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推进，在国务院的统筹协调下，铁道部与江苏省委联合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邀请我国著名桥梁专家梅旸春、李家咸等组建技术团队，开展前期的调研设计工作，经过两年多的精心筹备，1960年1月18日，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开工建设。

这一消息传出后，许多外国媒体纷纷发表评论进行嘲讽，尤其是当时与我国关系恶化的苏联，更是放出狂言：“没有苏联专家的帮忙，中国人是建不成这座大桥的。”

这些外国媒体的质疑并非毫无根据，当时南京长江大桥面临的技术难题确实超乎想象，长江南京段江面宽阔，水流湍急，水下岩层分布极其复杂，而且修建大桥所需的大型设备和特种钢材，当时的新中国都无法自主生产，种种困难如同拦路虎般横在建设者面前。

但他们忽略了中国人民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韧劲，在梅旸春、李家咸等专家的带领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们团结一心，各个部门和工厂全力配合，誓要攻克难关，实现“天堑变通途”的梦想。

梅旸春作为工程总工程师，肩负着沉重的责任，他曾赴美国留学深造，回国后作为茅以升的主要助手参与修建了钱塘江大桥，还担任过武汉长江大桥的副总工程师，拥有丰富的桥梁建设经验。

针对南京长江大桥水下基础复杂的问题，他查阅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带领技术人员反复进行实地调研，邀请全国专家共同研讨方案，当时1号墩地处古河道深槽，采用沉井技术施工，预计下沉深度要突破世界纪录，施工中沉井下沉到一定深度后就难以继续，苏联专家西林建议改用管柱钻孔法，但梅旸春经过慎重研究，认为沉井加管柱的组合方案更稳固，最终力排众议坚持这一方案，成功攻克了水下基础的难题。

在钢材供应方面，为了生产出符合大桥要求的特种钢材，鞍钢集团的工人们在没有图纸和技术借鉴的情况下，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经过无数次的失败后，终于生产出了合格的“争气钢”，为大桥建设提供了关键支撑。

7号墩施工时，为了节省钢材，技术人员曹桢创造性地提出用薄壁钢筋混凝土浮运沉井代替钢沉井，梅旸春对这一创新方案高度重视，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论证试验，最终力排众议予以采用，不仅节省了大量钢材，还加快了施工进度。

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年过花甲且患有高血压的梅旸春每天都坚守在施工现场，常常拄着拐杖在工地上巡查，1962年初春，就在桥墩相继出水、工程进入关键阶段时，他却因过度劳累病倒在工地上。

铁道部紧急调派北京、上海的专家乘专机前来救治，才将他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在病床上，他还特意让家人去工地看看，感慨地说：“你们看了才知道，我们祖国有多么伟大。”

组织安排他回北京养病，临走前他执意要再去工地看一眼，没想到这一眼竟成了永别，当晚他便与世长辞，临终前还遗憾地说：“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恶，不让我建完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