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裤子，一台机器，怎么就成流氓了？

今天咱们聊聊八十年代初的事儿。

那时候，一个年轻人要是穿条喇叭裤，提个录音机上街，麻烦可能就来了，搞不好，还得跟一个可怕的词扯上关系“流氓罪”

喇叭裤，裤脚越大，胆子越大

喇叭裤是什么样呢？

简单说，就是上面紧，紧紧包着屁股和大腿，从膝盖往下，裤腿唰一下散开，像个大喇叭。

这裤子现在看挺普通，但当年可不得了。

它大概是1978年左右，跟着国门打开溜进来的，年轻人觉得新奇、时髦，穿上有范儿。

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一看，火就上来了。这裤子绷着屁股，多不雅观！拉链还开在正前面，那时候的女装裤子拉链都在侧面，这成何体统？

老人们气得说这是不男不女，颠倒乾坤。话越说越重，后来干脆有人说，这是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麻烦真来了。

有些地方，真有人拿着大剪刀上街，看到穿喇叭裤的年轻人，拦下来就剪裤腿。

工厂门口，可能就有一把剪刀等着你，还有歌曲唱到，一个穿喇叭裤的长发青年，被街道大妈押着游街，裤子都被扯破了。在很多普通人眼里，穿喇叭裤的，基本就等于不正经的流氓了。

录音机，提着砖头，听着禁歌

比喇叭裤更高级的装备，是录音机，那可不是现在的小玩意儿，而是像个大砖头似的四喇叭收录机。

价格更是吓人，一台走私进来的，可能得花掉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能提着一个，绝对是街上最引人注目的。

录音机里放什么呢？

主要是邓丽君的歌，像《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那声音软软的、甜甜的，跟当时广播里整天放的歌完全不一样，年轻人听得入迷，觉得这才是音乐。

可这声音，在很多人耳朵里就成了毒药。报纸上批判这些是黄色歌曲、靡靡之音，说听了让人意志消沉，甚至有学生写信给报社说，我一听那缠绵的歌声，就觉得四肢无力，想睡觉。

正经的电台，是绝对不准播的。

所以，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长发青年，戴着贴有外国商标的蛤蟆镜，穿着紧绷屁股的喇叭裤，手里提着一个哇哇放着邓丽君的大录音机，招摇过市。

在当时的很多人，特别是管理部门眼里，这简直就是不良青年的标准像。

“流氓罪”一把悬在头顶的剑

如果只是被人指指点点、剪剪裤脚，也许还不算最可怕的，最让这些青年后脖子发凉的，是流氓罪这三个字。

流氓罪是1979年刑法里写着的。

一开始条文还算清楚，主要是管那些打群架、欺负妇女、严重破坏公共秩序的人。

但到了1983年，全国开始严打（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情况一下子变了。

为了从重从快，很多罪名的惩罚变重了，流氓罪变得非常可怕，最高可以判死刑。更关键的是，什么叫流氓活动，界限变得有点模糊了。

根据当时的司法解释，像勾引男性青少年多人，搞两性关系或者举办地下舞会，跳贴面舞这些行为，都可能被认定为其他流氓活动，构成流氓罪。

这就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年轻人聚在一起，听听禁歌，跳跳交际舞，在紧张的氛围下，很容易就被上纲上线。

有真实的例子，西安有个叫马燕秦的妇女，喜欢组织家庭舞会。

1983年严打时，她被逮捕，案件越搞越大，牵连了三百多人，最后，她和另外两个人被枪毙了。

电影演员迟志强，因为和高干子弟们跳贴面舞、有男女关系，也被判了四年流氓罪。

这些今天看来属于个人作风、最多是道德问题的事，在当时却可能换来重刑。

走在危险的边缘

现在你明白了，为什么说他们是走在危险边缘。

他们的危险，第一层是看得见的，是街边的大剪刀，是路人的冷眼和举报，是单位领导的批评和处分。

但更深、更让人害怕的第二层危险，是法律带来的。

喇叭裤、录音机、邓丽君、跳舞会……

这些符号，很容易被归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精神污染。

而在严打那种特殊的社会氛围下，一旦被和流氓沾上边，谁也不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也许你只是想时髦一下，显摆一下，但命运的齿轮可能就此恐怖地开始转动。

所以，那不是一种轻松的、纯粹的时尚。那代年轻人追求时髦的背后，有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也有一种豁出去的勇气。

他们用紧绷的臀部和宽大的裤脚，用邓丽君的歌声和录音机的噪音，在试探这个社会开放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值得庆幸的是，社会终究是向前走的。1979年底，就有《中国青年》杂志站出来为年轻人说话，头发的长短，裤脚的大小和思想的好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这场关于喇叭裤的大争论，本身就成了思想解放的一部分。

到了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终于取消了那个包罗万象、令人恐惧的流氓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