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李敖大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首先要出卖祖国”的言论？ 说到诺贝尔文学奖与祖国，就不得不提到《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在获奖后的一段趣闻： 在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作家帕斯捷尔纳克，虽然出于对莫斯科敏感性的考虑，评委们一致决定不在评奖理由中提及《日瓦戈医生》，而是称其为：“在当代诗歌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传统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但是在评论中还是提到了这本伟大的小说：“在艰难条件下创作如此高尚的作品，的确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作品超越政党界限，超越政治意义，完全体现了人的观点。” 但是当获奖消息传到了苏联国内后，其官方的反应还是如人们的预见一般，立刻煽动了一场针对作家本人以及诺贝尔文学奖的批判狂潮。 首先开炮的是《文艺报》上的一篇社论，其宣称：“从外国移居来的移民日瓦戈是个怯懦卑鄙、思想狭隘的家伙，与苏联人民格格不入，帕斯捷尔纳克这个恶毒的文学势利小人也是一样，他反对人民，与憎恨我们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敌人为伍。” 在这篇社论中，帕斯捷尔纳克多次被比作是为了“30枚银币”背叛祖国的“犹大”。称“瑞典文人及其大西洋彼岸的幕后推手”将这部小说当作冷战的武器。社论最后的结论说：“帕斯捷尔纳克获此荣誉并不光彩。他是因为自愿充当反苏宣传的腐朽钓饵才获奖的，但他保住这一地位的时间不会长久，因为钓饵一旦腐烂，就会给换掉，可耻的下场正在等待这个犹大”。 高尔基文学院的官员还在苏联作家联盟的大楼前举行了一场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游行，其中一块牌子上画着犹太人形象的帕斯捷尔纳克“伸出弯曲贪婪的手指，去抓一袋美元”；另一块牌子上写着：“把犹大逐出苏联！” 随后《真理报》也加入了这场批斗，一篇名叫《一株文学毒草引起的反动宣传泛滥》的文章中称：“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不过是部粗制滥造的低级反动作品，这部小说让苏联的铁杆敌人如获至宝，他的目的是撒播敌视苏联的种子，给苏联公众抹黑……对大资产阶级言听计从卑躬屈膝的可怜虫们便为帕斯捷尔纳克戴上诺比尔奖的桂冠……” 而在苏联作家联盟的批判会上，有人将其与加缪相提并论，“诺贝尔奖曾颁发给有法西斯倾向的法国作家加缪，那个作家在法国鲜有人知，他的道德人品臭名昭著，凡是高尚的人都不愿与他相邻落座。”还有的人声称，“一位诗人的责任是寻求他自己人民的认可，而不是得到敌人的赞同，今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几乎可以称之为反共诺贝尔奖得主。成长在我们国家的人，得到这样一个头衔是一种耻辱。” 而对于当时的西方而言，这个事件令他们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同一年诺贝尔物理学将的得主也是三位苏联人。这个事件被莫斯科当成了国家荣誉，甚至邀请了西方记者采访了其中两位获奖人。 在高尔基文学院任职的泽林斯基曾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好友，也许正是如此，他在会上的批评才格外恶毒：“读过《日瓦戈医生》后，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感觉真像是有人在向我吐口水。我的整个生活都让这本小说玷污了……我不愿具体讲所有那些臭烘烘的龌龊事，给人的感觉实在太恶心了……在我刚刚去过的西方国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就是战争的代名词。他是个冷战的旗手。支持他的是反动透顶、君主主义的狂热小圈子，我要重复一遍：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就是战争的代名词。” 但等时间到了1965年10月，就发生了一件略显尴尬的事情：这次轮到苏联官方推崇的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本人被授予了“反苏宣传的腐朽钓饵”。瑞典学院表示，向他颁奖的原因是：“他以《静静的顿河》反映出俄国人民在一个历史阶段的生活，并展现出自己的艺术才能和正直。” 得知自己获奖消息的肖洛霍夫立刻就变了嘴脸，他在莫斯科的记者会上得意洋洋的自称道：“我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个俄国作家，也是第一个苏联作家，我自然该感到骄傲，只是获得这个奖项有点太晚了”，他还表示帕斯捷尔纳克“不过是个外国来的定居者，我并不因为帕斯捷了纳克已经去世就改变对他的看法。” 不过，肖洛霍夫倒是改变了他对瑞典学院的看法。之前帕斯捷了纳克赢得这个奖项时，他曾说，他们“判断一个作家的价值时不客观”。但是在1965年，他就“心怀感激”地接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荣誉。 而莫斯科的宣传机器也更换了腔调，不再将瑞典学院称之为西方的傀儡。“苏联作家们认为，这位光辉的天才受到世界认可是苏联文学的胜利。”苏联作家联盟的官员列昂尼德·列昂诺夫说，“这也是诺贝尔奖恢复客观高尚，认可文学天才的结果。” 不过诺贝尔文学奖在苏联的“平反”也仅持续了五年，随着1970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奖。苏联作家联盟再次痛斥道：“诺贝尔委员会随波逐流卷入一场不体面的游戏，不是以文学精神价值及传统的发展利益为出发点，而是为投机的政治因素所摆布，这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