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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年无人告知:南京博物院“消失的江南春”

2025 年春,北京一场艺术拍卖会上,一件明代名画悄然亮相——仇英《江南春图卷》,估价8,800 万元。消息一出,收藏圈

2025 年春,北京一场艺术拍卖会上,一件明代名画悄然亮相——

仇英《江南春图卷》,估价8,800 万元。

消息一出,收藏圈震动。

更让人头皮发麻的是:

这幅画,早在上世纪 50 年代,就已被无偿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也就是说——

一件国家级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竟然“合法地”流入了市场。

在庞家后人举报、中国文物部门介入后,拍卖公司紧急撤拍。

但问题并没有结束,反而才刚刚开始。

这不是一起简单的“文物丢失案”,

而是一场横跨66 年的制度性失守。

主角之一:近现代收藏巨擘——庞莱臣

如果你不混收藏圈,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

但在近现代中国书画收藏史上,

庞莱臣,是绕不开的人物。

他活跃于晚清、民国时期,是公认的顶级收藏家,

眼力、财力、圈内威望,缺一不可。

新中国成立后,庞家后人秉持“文物归公”的理念,

由其孙庞增向南京博物院

无偿捐赠古画 137 件。

其中,就包括这幅——

仇英《江南春图卷》。

为什么《江南春图》这么重要?先说作者:仇英

仇英,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明四家”,

是中国绘画史上最重要的职业画家之一。

《江南春图》描绘江南水乡春景,

无论题材、构图还是笔墨,都属于其代表性作品。

更重要的是——

它曾被国家文物局“点名要”。

1953 年,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

写信给上海文管会会长徐森玉,

明确表示:

故宫明清书画严重不足,《江南春图》属于“非要不可”。

一句话:

这是国家级“硬通货”。

庞莱臣

放到拍卖市场,它是什么级别?

如果你对书画价格没概念,可以简单对比几件近年的公开成交:

2013 年,苏轼《功甫帖》在苏富比成交 5037 万元2020 年,苏轼、文同《墨竹卷》成交 1.219 亿元2024 年,日本拍卖市场一件 黄庭坚书法(真伪存疑)拍出2.88 亿元

在这样的坐标系里,

《江南春图》估价 8,800 万,只是“起步价”。

关键反转:画,早就“不在库里”了

事情真正炸裂,是在2025 年 6 月。

庞家后人发现:

他们想看看当年捐赠的文物,在南博过得好不好——

结果被拒绝了整整 10 年。

最终,庞家通过诉讼,

在法院司法文书支持下,才得以进入库房查看。

结果发现:

137 件捐赠古画中,有 5 件不知去向

其中,就包括《江南春图》。

而更蹊跷的是——

几乎同一时间,北京春拍市场上,

《江南春图》出现了。

南博的解释:我们早就把它“处理掉了”

在新华社记者介入后,

南京博物院终于给出官方说法:

这幅《江南春图》,

早在2001 年 4 月 16 日

通过江苏省文物总店

以6800 元的价格出售。

6800 元。

你没看错。

从“国家点名必收的名画”

到“6800 元处理品”。

中间发生了什么?

一切的起点:一句“伪作”

南博的核心理由只有一个:

专家鉴定为伪作。

问题是——

这个鉴定过程,漏洞百出。

捐赠发生在 1950 年代1961 年,南博第一次组织鉴定1964 年,第二次鉴定

最终认定:

5 件作品为伪作。

但关键问题在于:

1. 鉴定晚于受赠多年2. 未告知捐赠人或其家属3.未征求任何处 理意见4. 直接“剔除并出售”

更离谱的是——

第二次鉴定的三位专家中,

两位只是文物征集员。

这相当于什么?

让护工去做开颅手术。

66 年的沉默,比丢画更可怕

从1961 年鉴定为伪作,

到2025 年庞家通过法院才知情——

整整 66 年。

期间:

南博从未主动告知庞家多次询问,仍被敷衍直到画出现在拍卖行,才真相大白

这已经不是疏忽,

而是一种制度性的傲慢。

那拍卖行那幅画,是不是同一件?

目前公开信息显示:

拍品来自 艺兰斋美术馆该馆上世纪 90 年代获得《江南春图》曾称来源“庞莱臣女儿”

但问题是——

庞莱臣并没有女儿。

那么这幅画到底从哪来?

如果是同一件,

那 6800 元 → 8800 万

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都有数。

法律上“没问题”,信任却碎了一地

南博代理律师张寒的核心观点是:

藏品所有权在捐赠时已依法转移

法律未规定返还义务

法无禁止,皆可为

这句话,在法律上或许站得住脚。

但问题是——

博物馆靠的,从来不只是法律底线。

而是公信力。

曾昭燏

两任院长的结局,让人不寒而栗

南京博物院并非普通单位。

它的前身是1933 年成立的国立中央博物院,

承袭了大量顶级文物。

但历史中,两任院长的结局令人唏嘘:

1964 年院长 曾昭燏自杀身亡,55 岁1984 年院长 姚迁在任上自缢,58 岁

红学家冯其庸

在口述自传中明确写道:

姚迁因坚持追回被“借走”的字画,

遭受巨大压力,最终走投无路。

真相或许永远无法完全还原,

但这段历史,

让今天的《江南春图》事件,

显得更加刺眼。

这不是个案,而是“行业病”

类似案件,早已出现过:

承德李海涛案:调包 259 件文物广州萧元案:调包143 幅书画,甚至发现“前任留下的赝品”

这说明什么?

问题不在某一家博物馆,

而在制度生态本身。最后的问题,只剩两个可能

这件事,最终无非两种走向:

第一种(概率较大)认定为伪作操作合法但沟通不当向庞家致歉低调收场第二种(概率较小)彻查流转路径问责责任人全国文博系统排查公信力遭受重创

相比一场轰轰烈烈的盗窃,

这种“无声无息的失守”

才真正令人悲哀。

写在最后

当年我们嘲笑

卢浮宫被盗,

说“世界是个草台班子”。

现在回头看看——

这句话,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真实。

文物没有长腿,

它们走不远。

真正把它们送进市场的,

从来不是盗贼,

而是制度缝隙里的“合法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