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在国民党国防部任职期间，向大陆提供情报支持。1949年，他随国民党迁往台湾，继续在参谋次长位置上工作。朱枫作为联络人，多次前往台湾传递文件。1950年初，朱枫携带情报离开台湾途中，在舟山地区被国民党方面抓获。审讯过程中，她供出部分与吴石联系的细节，导致吴石身份暴露。吴石随后被逮捕，同年与其他涉案人员一同受审。军事法庭判决吴石等人死刑。1950年6月10日，吴石和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执行枪决。这次事件牵扯到台湾地下组织的破坏。

朱枫的角色主要是负责情报传递，她的联络链条相对独立。牺牲后，她的档案很快得到处理。1951年，华东局正式追认她为烈士。这份认可来得及时，因为她的任务没有涉及更广泛的网络暴露。相比之下，吴石的档案被封存多年，没有立即公开表彰。他的身份属于国民党高层军官，这层背景让处理变得谨慎。组织上考虑到当时的两岸对峙形势，选择不公开他的贡献，以免引发国民党内部更大规模的清查行动。

话说回来，这里面有个关键人物的影响。1950年，蔡孝乾在台湾被捕后变节，向国民党提供地下党名单。这直接导致台湾地下组织遭受重创，大批成员被抓捕和处决。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特务根据名单展开行动，许多人未经详细审讯就被处理。蔡孝乾的名单包括朱枫的行踪信息，她的被捕也与此相关。吴石案的暴露部分源于朱枫审讯中的供述，但蔡孝乾的叛变放大了整个事件的冲击。如果那时大陆公开承认吴石的身份，相当于给国民党递了把柄，会让国防部内部的审查更严，潜在的联络人面临更大风险。

朱枫的平反过程没那么多顾虑。她的任务是单线操作，断开后不会波及太多人。组织评估后，认为表彰她不会带来连锁反应。烈士称号的授予，也体现了当时对这类贡献的肯定方式。吴石的情况就棘手多了。他的档案被列为绝密，尘封在柜子里。原因之一是保护台湾的剩余力量。公开他的事迹，可能刺激国民党加强对类似背景人员的排查，那时候的特务系统正处于高警戒状态，名单上的任何人都有危险。

另外，吴石的家属留在台湾，这也是个现实问题。吴石牺牲后，他的妻子王碧奎和子女被国民党监视。王碧奎一度被关押，但因证据不足释放。之后，她们的生活处于特务的监控之下，无法正常与外界联系。如果大陆在那几年公开表彰吴石，王碧奎一家很可能面临更严厉的对待，监视可能升级为直接行动。这层顾虑，让组织选择了沉默的态度。王碧奎在台湾度过艰难日子，顶着各种压力维持生计，直到后来监视力度减弱。

大陆这边的吴石亲属也没好过。因为缺少正式证明，他们被视为国民党军官家属，在各种政治环境中承受歧视和不便。这种双重压力持续多年。朱枫的亲属则在1951年后得到了烈士家属的待遇，情况相对稳定。差异的根源在于吴石身份的敏感度。他的工作涉及国民党核心机密，公开表彰会放大风险，而朱枫的角色更像是一环链条，断掉后影响有限。

蔡孝乾叛变后，国民党利用名单大肆抓人。台湾地下党几乎被摧毁，许多联络点中断。吴石案中，聂曦作为他的副官，也被牵连处决。陈宝仓等人在联合后勤总部工作，同样卷入。整个事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组织上为了避免类似连锁，必须低调处理吴石的事。相比朱枫，她的被捕虽导致吴石暴露，但她的供述有限，且她在审讯中试图自杀，显示出坚持。

时间拉到1973年，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台海形势稍有松动。吴石的子女已成年，有的移居美国，有的留在台湾，监视压力减轻。这时，当年的知情者和老同志开始活动。他们收集散落的电报记录和回忆材料，形成完整证据链。中央调查部汇总后，上报高层。周恩来亲自过问，批准追认吴石为烈士。这份迟到的认可，结束了二十三年的封存。

吴石的骨灰后来被寻回。1991年，他的女儿从台湾带回大陆，安放在郑州。1993年，王碧奎在美国逝世，她的骨灰也随后带回。1994年4月22日，吴石夫妇的骨灰在北京福田公墓合葬。这标志着事件的尘埃落定。朱枫的骨灰寻觅过程更长，2010年底找到，2011年回归大陆。但吴石的等待突出隐蔽工作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