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企业几乎没有输出先进的管理理论？ 鞍钢宪法在国内曾经是大力推广过的。 当时最早响应号召的是黑龙江的北安国营庆华工具厂和齐齐哈尔市的建华机械厂。他们总结出的“两参一改”经验上报后开始向全国推广。 在这份经验总结中，其中“工人参加管理”是指把生产小组的考勤、记录、计划、工具、材料、质量检验等管理工作，按每个人的特长各自分摊，实际上就是让工人自行监督，班组长经群众选举后，由行政任命，并在上级领导下进行工作。 而“干部参加劳动”是要让科室和车间干部实行半天劳动、半天工作，厂级主要领导干部每周参加一天劳动；同时，鼓励大胆突破“陈规陋章”，改进企业管理业务。 这些规章咋一看似乎还有些合理性，但只要真正参加过工作的人都能想象到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所谓的“陈规陋章”，在工厂中就变成了谁感到什么制度不顺眼，谁就可以宣布它束缚了生产力而不加遵守，发展到后面“有些单位把规章制度文件像土改中烧掉地契那样烧毁”。 其中庆华工具厂在几天内就废除和简化了260余种报表，修改制度150余种。齐齐哈尔市的建华机厂还搞起了无人售饭菜食堂、无人发放工资、无人管理工具库、无人管理图书室、无人管理游艺室、无人收会费、无人收售电影票、无人收售洗操票的“八无”制度，并向全市推广。 等到这套制度开始向全国推广后，就变成更加离谱了。 上海钢铁三厂干脆就撤销了检查科，包括放钢签证、绕钢签证制度、违反规程考核制度、炼钢和绕钢监督规程等全部被一起废除。其他诸如炼钢操作规程、潘钢操作规程、平炉护炉制度、配料制度、成品检验制度等虽未“宣判死刑”，却也“朝不保夕”。 求新造船厂仿照庆华工具厂取消了“限额发料”制度，结果两条同样规格的船，一条领用的钢材是200多吨，一条是20多吨，足足差了十倍，在这种情况下工厂成本核算自然是无从谈起。 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则喊出打倒派工单的口号（派工单也是计算工资、奖励的依据），领导上不得不接受工人们的意见，改由工长直接分配活计。上海柴油机厂原来每日每班的计划均由科室安排，从产品设计到加工，全由科室规定，加工按图纸、工艺按规定，每一零件每一程序均发工艺卡。而在学习鞍钢宪法后，生产计划调度权、工时定额权、人事考勤权、工资统计权、工具管理权等等全都下放给了生产小组。有些企业干脆把计划、设计、技术检验、技术安全、设备动力、工艺等重要科室全都给撤了。 这种胡闹带来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以上钢三厂为例，全厂钢的一级品率从1958年的81.66%下降到1960年的63.64%，平炉车间每吨钢的成本由1957年的不到246元上升到1960年的351.89元，转炉车间的成本更是飙升了206元。1959年和1960年全厂亏损了10294万元。 而根据中央工业工作部上海工作组对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显示，鞍钢宪法的推行在工厂内部造成了难以想象的混料。 1：工作组当时抽查了十台机床，发现全部有零件漏装、错装、精度不合标准等情况，主要原因就是技术检查制度的松弛，原本的检查人员都被下放参与劳动。 2：设计图纸和工艺流程被过分简化，工人为图省事而任意违反操作规程。铸工车间在5月产出的779吨废品中，由于工人违法操作而报废的就占55%左右。工艺规程原本规定绕铸磨床床身要经过六小时后才能开箱，但有的工人三小时之后就去开箱，结果五六只床身全部裂开报废。 3：设备损坏严重，据液压车间统计，全车间104台机床中，因损伤需进行修理的就有51台，占全部机床的48%。设备损伤一方面是由于机床长期超负荷运转，没有间歇，加重了磨损程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维修制度被废止，以致该修的不修，结果使得“小病变成大病”. 4：工厂生产记录被大量废除，包括如停工工时、废品单、设备修理工时等等，因此不能正确反映出实际工时，纵容了工时记录中虚假行为的发生。 这场混乱最后在1960年被中央叫停，由李富春带领国家计委、经委、一机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和北京市委等机构到北京第一机床厂开展调研。随后国家计委、经委又组织了人力到石景山钢铁公司等企业继续调研。上海方面，市委工业工作部拟订了《工业调查提纲》，到南洋电机厂、上海化工厂、第一汽车附件厂和诚孚铁工厂进行各种专题调查。 这些调查的最终成果就是次年9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出台。该草案在经中央同意正式下发，各地工厂开始重新建立立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行政指挥系统，集中领导企业的生产、技术、财务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