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整个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时期，中华有志儿女都投身战场保卫家园，但官场上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更是屡禁不止。但这其中也有出淤泥而不染，为国为民请命的清官，下面的三位，就是这样的好官。 一、石瑛（1879-1943） 同盟会元老，曾任孙中山秘书、北京大学教授、武昌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南京市市长。 1932年4月，南京市政府举办隆重的仪式迎接新市长，但欢迎仪式没等到市长驾临，有一个人悄悄走进市府，他身着布衣，脚穿布鞋，手提旧手箱，避开仪式。这个人，就是有“稀饭市长”、“布衣市长”之称的石瑛。 石瑛上任伊始，就决定向抗税不交的豪门大户下手，首先从工商部长孔祥熙身上开刀。催缴税款单派专人送到孔家，末尾注明限3日内缴清，孔家人自然置之不理。石瑛又是在门前设岗，又是登报，让孔祥熙出尽洋相，最终孔派人把4500大洋税款送到了税务局。之后，南京的商贾权贵一个个首次交齐了税款。 后来，孔祥熙伺机报复石瑛。1934年，孔祥熙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有一天，他接到铁道部划拨给南京的12万元市政经费，这件事本已开会敲定，他却心怀夙怨挥笔批示：“铁路经费紧张，此议取消！” 石瑛气冲冲走到孔祥熙办公室质问此事。孔祥熙讥讽地说：“南京市的税收不是很可观吗？”石瑛听后怒火中烧，随手抓起桌上墨盒向孔祥熙砸去，并大声斥责说：“你别忘了南京市的全年税收尽管很好，但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百分之一！”孔祥熙笔挺的西服染上大块墨污，石瑛则拂袖而去并提出辞呈。蒋介石深知石瑛的耿直，经再三挽留，石瑛才同意留任。 石瑛在任职期间，不畏权贵，不义之财，分文不取，有“民国第一清官”的美誉。 二、张难先（1874-1968） 同盟会元老，曾参加武昌起义、长沙起义，先后担任广东省监察室主任、广东省土地厅厅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要职，与石瑛、严重并称为“三怪”。 在广州任职期间，张难先力儆贪污，不稍宽假。他先是彻查黄冈厘厂厂长贪污案。尽管有诸权势者说情，他均置之不理，后该厂长畏罪逃往香港藏匿。二是某代外交部长干股贪污案，连传数次才到庭，经一次审讯就服罪，于是押解法庭审判。三是平反台山县县长刘裁甫冤狱案。张难先办案，铁面无私，曲直分明，深得人心。 在湖北任职期间，为金融流动以促进经济发展，张难先特意拨150万元基金首创湖北省银行。为推动教育，他拨款25万元筹建武汉大学。混迹官场几十年，他一直保持着清正廉洁，嫉恶如仇的良好品质。张难先曾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湖北人民称他为“张青天”。 后因在官场看过了太多的腐败现象，张难先心生无力，于是主动辞职返乡。出城那天，全杭州的百姓聚集在道路两旁，为他送行。在乘船返乡途中，张难先遇到一股土匪，原来土匪们事先知道有个主席要返乡，却不知道这个人是张难先，他们以为这个官员职位不低，自然也捞了不少的民脂民膏，于是打算抢了他的箱子，不过这群土匪把所有行李都翻了个底朝天，除了一大堆旧衣服，只有一大捆书。即便是从这位官员的夫人身上，也只搜出了几十元的现金，并无任何首饰。这群土匪细问之下才知道他们打劫的是张难先，于是集体跪下，目送他离开。 三、严重（1892-1944） 早年曾担任黄埔军校总队长、训练部长，有“黄埔良师”之称。抗战期间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 为官期间，严重每次到各地视察，事先不发通知，也不准迎送，只是带一个通信员，配一匹驮行李用的马，到达目的地之后，随便找个地方住下，吃了饭就去找当地政府了解情况，办理公寓，不接受任何接待。 在湖北任职期间，为筹集抗战经费，严重想尽了各种办法。他发动全省上下捐款，带头捐出自己的全部家当；他严惩贪官污吏，杜绝了国库的流失；他还亲自带队，缴获了大量的鸦片，将其公开销毁。长沙市警察局长朱鼎钧贪污2000大洋，被严重逮个正着。朱鼎钧求助于当地的国民党高官，想通过关系摆平此事。严重大义凛然，拒绝了所有说情，将朱鼎钧绳之以法。 1940年7月，严重辞去职务，回到家乡开荒种地，自食其力。1944年，严重患病在恩施沙湾湖北省立医院治疗期间，多次要求医生别为他的病多费精力，更不要因为他一个人的病影响了其他患者的治疗。严重一生清正廉洁，不营私产，生活艰苦朴素，死后家境萧条，生养死葬都成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