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是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而应是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社会保障学者郑功成这句话，算是把问题挑明了。

这句话之所以刺耳，是因为现实恰恰相反：

养老金多的人，有能力再去买各类个人养老金、企业年金；

养老金少的人，最需要保障，却连基本的缴费、参保门槛都够不上。

这不是技术瑕疵，而是制度设计偏了向。如果不敢正视，所谓“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漂亮口号，就会在现实中变成四个字：强者通吃。

先把账摊开来说。

按照公开报道，目前大致情况是：

城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 约6000元/月；

城镇企业退休职工，约3000元/月；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者中，95%是农村居民，他们的基础养老金平均只有 220元/月左右。

也就是说，同样是“国家养的老人”：

有人每月拿6000元以上，

有人3000元勉强维持，

农村老人手里只有两百多块钱。

差距是 10–15倍。

220块钱是什么概念？

看一次大病门诊，药钱就没了；

冬天多买几件保暖衣服，钱就没影了；

别说“有尊严地养老”，连“糊口”都谈不上。

更讽刺的是，这220块里，绝大部分还是财政给的基础养老金，农民自己几乎无力多缴。所谓“多缴多得”，对绝大多数农村老人来说，是一个听起来很美、做起来不可能的“奢侈选项”。

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

问题不在农民“不努力”，而在制度“偏心”。

郑功成点得很清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中个人缴费约占四分之一，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主要依靠财政供款，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则完全来自财政。

在这种结构下，简单套用“多缴多得”的逻辑，必然导向“强者通吃”，违背制度公平。

郑老师的话说得很学术，我来给翻译翻译。

工资高、福利好的人，本来就在单位里拿到了更高的缴费基数和财政隐性补贴；

他们退休后又可以享受更高待遇、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享受各类补充保障；

农民和大量灵活就业者，则被挤在制度边缘，“缴不起”“缴不稳”“享受不到”。

这样构造出的养老金体系，本质上是：

用全社会的税收，去给原本就不缺保障的人再加一层“软垫”，

却只给真正脆弱的群体象征性地铺一张“破席”。

这不是农民“不理财”、不是“自己不规划”，而是制度在一开始就没有把“雪中送炭”放在中心位置。

农村老人，是最吃亏的一代人。

今天的农村老人，大多经历过：

年轻时交公粮、三提五统，义务工、集体劳动；

缺医少药的年代，拼命干体力活，把身体透支在地里、工地上；

很多人年轻时根本没机会进入城镇正式工体系，更谈不上“单位养老”。

可以说，他们为国家现代化付出了最辛苦的那一代劳动。

结果到了晚年，真正能落在自己身上的制度性权利，只有两三百元的基础养老金。

与此同时：

城市里体制内、垄断行业的一批人，

工作期间享受高工资、高福利、强保障，

退休后继续享受高养老金、医疗报销比例更高，

再叠加税优的个人养老金、“补充养老”产品。

一边是“多重安全垫”，一边是“光脚站在地上”。

当这两拨老人站在同一个菜市场门口、同一台挂号机前，

制度的“偏心”，其实是写在收据上的。

郑功成特别提醒：

要警惕继续加大个人养老金税收优惠，因为这在现实中主要是为高收入者“锦上添花”，而不是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

现实很简单：

高收入群体，本来就有较高基本养老金，还有企补、商保；

他们有闲钱、有税负，税收优惠对他们很有吸引力；

农民、灵活就业者、低收入群体，连日常生活都紧巴巴，根本无力拿出几千上万去买所谓“个人养老金产品”。

结果是什么？

国家拿出一部分税收，给的是谁的减免？——是高收入群体的减负；

这部分税收本可以直接用来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待遇，却先被“金融化”了一遍。

于是，“雪中送炭”的公共资源，绕了一圈，变成了“锦上添花”的工具。

这就是制度错位。错位得越久，养老金体系就越像一个“放大不平等的机器”。

如果养老金制度继续这样走下去，问题不会停留在“抱怨不公平”层面，而会演变成两层撕裂：

第一是城乡撕裂。

城里老人退休金高、医疗方便；

农村老人养老金微薄，子女又大量外出务工，

“养儿防老”的传统家庭模式塌了，但制度“新柱子”没立起来。

第二是代际撕裂。

年轻人在城市里高负担缴费，看着上一代有的领取多倍养老金，有的几乎拿不到；

“我到底在给谁养老？”这个问题如果答不清，

最终会变成对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心理抵触。

问题已经说得够明白了，接下来就必须谈“怎么改”。

郑功成给出了一个清晰方向：“十五五”时期，要更注重制度公平性建设，缩小群体间养老金差距，并制定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

围绕“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这条主线，至少有几件事必须动真格：

第一，把提高农村基础养老金，放到更突出位置。

不只是象征性每年涨几块、十几块；

而是把“农村基础养老金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成本”的目标，写进中长期规划和财政预算；

用真金白银，补齐这块“历史欠账”。

第二，调整财政补贴结构，向弱势群体倾斜。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要适当提高地方财政责任，避免“高收入群体吃太多公共资源”；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要精准识别真正的农民和低收入者，加大人均补贴，而不是只堆参保人数。

第三，全国统筹要从口号变成账本。

养老金全国统筹，不能只停在文件上、停在“基金调剂”；

真正要做到在制度上缩小地区差距——老人在什么地方工作一辈子，退休后不应该因为省份不同，差出几倍。

第四，给个人养老金“踩一脚刹车”，重写游戏规则。

税收优惠不应无限向高收入者倾斜；

可以探索对低收入参保者定向补贴、小额政府配比，而不是照抄发达国家中高收入模式；

让个人养老金真正成为对基本保障的补充，而不是新的不平等“放大器”。

公共养老金，首先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

你可以把它设计成：

让本来就不差钱的人，老了更体面一些；

也可以把它设计成：

让那些一辈子辛苦却收入不高的人，老了不至于掉进“尊严的悬崖”。

郑功成的发言，其实是在逼问全社会：

我们到底选择哪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