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司马光故居的案几上，一方旧砚台裂着细纹。千年前，正是这方砚台，见证了主人写下“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的自白。“光明磊落”四个字，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他刻进日常的行为准则，从五岁孩童到六旬老者，从未偏移。

五岁那年，司马光和姐姐剥青胡桃皮，姐姐束手无策便走开了。仆人用热水烫开青皮，他却在姐姐回来时谎称是自己的主意。父亲恰好撞见，厉声斥责：“欺人者亦欺己。”这句训斥如惊雷在他心头炸响，从此“不妄语”成了他的人生铁律。《闻见后录》记载的这段往事，成了他光明磊落的起点。

成年后为官，他将这份底色延伸到处世中。家中良马夏日常患肺病，仆人劝他卖马时隐瞒病情，好卖高价。司马光却正色道：“卖马事小，失信事大。”坚持让仆人如实说明，集市上的人因此愈发敬重他。《宋史·司马光传》评价他“诚心自然，天下敬信”，恰是这份不欺人的坚守换来的回响。

答案藏在朝堂的纷争与取舍间。他与王安石政见相悖，朝堂上辩论得面红耳赤，私下却始终敬重对方才华。王安石去世后，政敌纷纷落井下石，司马光抱病上书朝廷，请求以厚礼追赠，直言“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不因私怨诋毁他人，不因立场改变公允，这正是磊落的核心。

在并州通判任上，他因提议筑堡导致千余官兵被西夏围歼。虽已调任回朝，且上司庞籍主动担责，他却接连上两封奏疏请罪，甚至上朝时向群臣逐一解释，“言之切，口几流血”。不推诿、不避过，这份担当让百官动容。

编纂《资治通鉴》时，他更是将磊落刻进字里行间。宋神宗为书赐名并作序，他却拒绝为当朝权贵隐恶扬善，坚持“据事直书”。有人劝他“稍避忌讳”，他回应：“史者，公器也，岂容私饰？”这部耗时19年的巨著，因这份坦荡成为“帝王之镜”。

苏轼评价他“恭俭正直，出于天性”，洛阳百姓更以“怕司马光知道”约束自身言行。光明磊落从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而是孩童面前不撒谎，利益面前不欺人，纷争面前不违心。这方砚台早已蒙尘，但它承载的人生准则，至今仍在照亮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