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国人口监测报告显示，我国未婚男性人口规模仍维持在3000万以上。其中，25—40岁适婚男性中，未婚比例达到了18.2%。也就是说，平均每年约有150万适龄男性在婚姻市场中难以找到初婚对象。

坦诚说，这组数字已足够触目惊心；但与明清两代比起来，只能算是“毛毛雨”。

根据历史学家何炳棣的推算，在明朝初期的14世纪末，全国25岁以上男性的未婚比例超过了15%，在福建、浙江、江苏、江西等“重灾区”，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25%以上——每4个适婚男青年中，就有1个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

另有数据显示，在19世纪初的辽东一带，20%以上的30岁男性尚未成婚；即便到了40至45岁的不惑之年，单身比例依然高达15%；近六分之一的男人，终究要孑然一身，孤独终老。

各地地方志中的记载，更将这种惨状刻画得淋漓尽致。

以明朝的浙江为例，金华府东阳县“多鳏旷”，金衢一带一度“无妻者半”；处州府松阳县“有逾四十不能妻者，虽其良族亦率以抢婚为常事”，将抢亲当作家常便饭。

到了清朝，浙江“光棍多”与“娶妻难”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比如温州境内“十人之中，八无家室”。除此之外，在福建的贫苦男子中，更有不少“年逾四五十岁未娶”的惨淡局面。

《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中的中国百姓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被婚姻市场彻底淘汰的男人，究竟过着怎样的人生？他们会不会因绝望而铤而走险？当时的社会，又靠什么来应对这场危机？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和大家简单聊聊

明清时期，一个底层男性想成个家，到底有多难？说白了，就是“供给侧”“需求侧”同时出现了问题，而且还叠加着一层“制度性掠夺”。

1）消失的女孩，注定性别失衡

所有悲剧的根源，都始于“消失的她”——明清时期，溺弃女婴的现象可谓令人发指。

众所周知，明朝的溺女之风遍及全国，在南方尤为猖獗；到了清朝，这一风气可谓愈演愈烈。数据显示，清朝前期各地的社会性别比普遍在113至119之间，远超103—107的正常范围。

到了清末，情况更是恶化到极点。

具体而言，吉林为128.1，黑龙江为128.6，直隶为119.8，山西133.1，浙江118.5，江西130.5，四川134.3，贵州119.9。

这就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对应着120到130多个男孩，多出来的这二三十个男孩，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就大概率要面临“无妻可娶”的命运。

至于以福建浦城、尤溪、建阳等代表的部分南方地区，这一数据更为畸形，甚至一度超过200[^7]。200是什么概念？两个男孩争抢一个女孩，另一半男孩，从一开始就被彻底判了“单身刑”。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残忍的溺女现象？

根本原因，就在于农业社会的经济逻辑。

男孩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养老依靠，更是家族香火的延续；而女孩在当时被视作“赔钱货”，养大后要嫁入别家，还要倒贴一笔嫁妆。在生存压力面前，生命的价值被冷酷称量，溺女并非某个人的残忍，而是整个社会结构催生的系统性悲剧。

2）富人妻妾成群，穷人无妻可求

倘若只是女孩数量稀少，充其量算是一种“供不应求”。而明清社会客观存在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却是一场赤裸裸的制度性掠夺——少数权贵与富人凭借财富和地位，占据了大量女性资源，进一步压缩了底层男性的婚配空间。

有学者通过对明清南方5个大家族族谱的研究，得到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这些家族中，“一夫一妻多妾”的比例在8%到26%之间不等；另有学者统计发现，在18—19世纪，超过三分之一的贵族过着妻妾成群的生活

对于广大底层男人而言，未来是绝望的——上层男性如同吸水的海绵，将本就稀缺的女性资源尽数吸纳；多一位权贵纳一房妾，就意味着底层的一个男人要终身打光棍。用发展的眼光看，着俨然就是一种系统性掠夺。

因为底层男性结婚难，所以社会一直弥散着“婚姻论财”的风气。

简单地说，适龄男性能否成婚，主要取决于家庭财力，而非个人品行、能力、相貌以及发展潜力。对于贫苦农民而言，婚姻甚至成了男性身份的象征——娶得上媳妇，才算个“正经人”；娶不上，就是彻底的失败者。

有学者指出，江南地区的嫁娶费用之高，足以让普通家庭“倾家荡产”；对于佃农、佣工等底层劳动者来说，娶一房媳妇的花费，往往是一个家庭数年乃至十余年的积蓄——这笔钱，他们穷其一生都难以攒够。

码头市场，刊印年代1843年，出自《图解中华帝国——社会建筑风俗》

3）寡妇守节，堵死婚配退路

按照常理，寡妇再嫁本应是缓解女性资源短缺的重要通道，可明清时期日益严苛的贞节观念，硬生生将这道门关上了一半。

比如《大清律》明确规定：

再嫁之妇不得受封……命妇再受封，义当守志，不容再嫁以辱名器。

再次改嫁的妇女不能接受朝廷的封号…… 已经接受封号的命妇，从道义上讲应当坚守贞节，不允许再次改嫁，以免玷污朝廷赐予的名分与荣誉。

清朝自入关以后，就开始系统性地旌表和褒奖节妇贞女。不得不说，上述举措进一步加剧了可婚配女性的短缺。

一方面，女性被要求“从一而终”，即便丈夫去世，也要守一辈子寡；另一方面，是大量底层男性被迫“终生无妻”。 每多一座高高竖起的贞节牌坊，就有更多底层男人被彻底挤出婚姻市场。

4）贫穷与一些职业，注定娶不上妻

即便抛开上述宏观因素，一个底层男性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职业身份，也几乎注定了他的婚配命运。

前面提到，男性能否顺利成婚，往往取决于家庭的财力，而非品行、能力与相貌等。难以成婚者一般家境贫寒，主要以佣工、佃农或学徒为主。

一项对雍正年间强奸案件的统计数据显示，37名涉案的未婚男性当中，2人没有正当职业，17人从事着搬运工、船工等最底层的体力工作。

一言概之，在明清两代，个人特质在婚姻市场上的权重，远不及家世和银两——底层男人，甚至连靠自身努力改变婚配命运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被婚姻抛弃的男人，该如何安放自己的生理、情感与繁衍需求。当这些需求被长期压抑，必然会寻找出口。

有些出口扭曲变形，有些充满暴力，有些甚至直接冲击着整个社会的秩序。

在被正常婚姻市场淘汰后，底层光棍们只能另辟蹊径，由此催生了一系列非主流婚姻形式——他们几乎付出了一切，包括人格尊严，只为成家。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1）买卖婚姻：寡妇与被卖女子成抢手货

明清时期，具有买卖性质的妇女再婚主要分为两类：寡妇再婚和已婚妇女被“卖”给他人。

资料显示，明清两代的社会中下层丧偶女性中，再婚人数一直都远多于不婚人数。换言之，“守节”也是有门槛的。有学者在查阅了大量从清朝流传下来的族谱后发现，30岁以前的寡妇，再嫁率占到了总数的的近六成

当然最令人震撼的，在1781—1791年间，关于丧偶妇女再婚的80个命案中，女性嫁给初婚者的比例高达73.75%。这就意味着，将近四分之三的再婚寡妇，嫁的不是同样丧偶的鳏夫，而是从未成婚的“大龄光棍”。

对此唯一的解释是，大量初婚男性在正常婚姻市场找不到对象，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再婚市场；即便对方是寡妇，也心甘情愿。

不过话说回来，这并不意味着女性拥有了选择自由”。资料显示，明清时期，社会中下层“强抢媳妇事件也时有发生，以至于部分不愿再嫁妇女常常毁面、割耳、断指等以表明心迹”。

一边是光棍们为娶媳妇抢得头破血流，一边是女性为了拒绝再嫁毁容断指。在这场性别失衡的洪流中，无论是底层男性还是女性，命运都充满了血泪。

2）入赘与收继婚：要么放弃尊严，要么铤而走险

所谓入赘婚，就是指男人“嫁”到女方家。有趣的是，在明清时期，招赘之风盛行到令人咋舌的程度。

总的来说，入赘者大多家境贫寒、无力娶妻，他们在女方家地位极低，常常被要求“改从妻姓”，甚至丧失对原生家庭的继承、承嗣权利。

放弃自己的姓氏，放弃继承家业的权利，放弃传宗接代的资格——为了能娶上媳妇，底层男人付出的，是人格尊严的彻底沦丧。

在明清语境中，“赘婿”二字，几乎等同于“卖身”。

至于收继婚，指兄死之后弟弟娶寡嫂、弟死之后哥哥娶弟妇的婚姻形式。明清法律对这种行为严厉禁止，甚至处以极刑：“若收父祖妾及伯叔母者，各斩；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妇者，各绞。

可即便如此，依然挡不住底层光棍的迫切需求。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北襄阳、甘肃陇西和泾源、安徽贵池、歙县等地，收继婚依然屡禁不止。当地习俗甚至规定，“若身故兄无妻子者，则以弟妇转配其兄为妻，兄故弟无妻子者亦如之”，且“亲属多赞成无异”。

这种绝望的勇气，或许只有被性别失衡逼到墙角的人，才能真正理解。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3）交换婚：以女换媳，视女性为商品

交换婚，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家族互相交换女儿做儿媳。比如在晚清的河南永城地区，“有儿有女的贫困人家，常常采取这样的形式以求双相匹配”。

坦诚说，“以女儿换儿媳”这种看似公平的交易，本质上是将女性当作可交换的物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以女儿换儿媳”的婚姻形式，对于当时贫穷家庭而言，既解决了儿子的婚姻问题，又节约双方的婚姻花费。

当然，负面影响也十分严重，常常导致悲剧甚至命案的发生。原因很简单，这种带有买卖性质的婚姻，具有包办婚姻的性质，严重忽视了婚姻主体双方的意愿。

当合法婚姻求而不得，非法性行为便成了底层光棍们宣泄欲望的最后途径。不过话说回来，每一种选择的背后，都是一种悲剧。

1）底层娼妓：禁而不绝的灰色出口

有观点认为，娼妓业几乎与文明史同龄；而明清时期的娼妓繁荣，与性别比例失调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八旗入关后，清政府曾多次下令禁娼，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即便到了民国时期，南京以及江苏、安徽等省的大都会也先后发起禁娼运动，但“娼妓业仍得到长足发展”。

原因很简单，底层娼妓的繁荣，与男女比例失调以及底层大量未婚男性的存在有着直接关系。有需求就有市场，这是最简单的经济规律，也是底层光棍们的无奈选择。

可妓业繁荣的代价，最终还是由女性承担。民国《申报》曾多次报道，当时上海的性病比例极高，其中90%的中国下等妓女都患有性病。更何况，娼妓业的繁荣也增加了拐卖妇女、逼良为娼事件的发生，败坏了社会风气。

2）同性恋：性别失衡催生的替代亲密关系

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男同性恋之风在历史上极为出名。这并非偶然，而是性别失衡催生的必然结果。

以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的福建为例，该省男性人口占总人口的74.63%。在这样极端的性别比环境下，“契兄弟”“契父子”的盛行，某种程度上就是光棍群体在绝境中自发形成的“替代性亲密关系”。

由此可见，底层大龄单身男性的存在，刺激了多种非婚性途径的发展，给婚姻家庭、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带来恶劣影响。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3）私通与暴力性侵：刀刃上的禁果，代价惨痛

清代司法审理中，私通案件的比例高得惊人。有清一代，因通奸引发的纠纷，约占婚姻类案件的50%至75%，其中涉及的男性，大多“未婚或长期单身在外”，身份多为佃农、学徒、小贩等。

通奸的代价更是惨烈到令人咋舌。

乾隆年间，每年约800件婚姻类命案中，因通奸引发的就有250—530件。更触目惊心的是，被捉奸的男性被打死打伤的比例高达32.06%，不少通奸女性也常常被打死或被逼自杀。

不得不说，这种“偷情”堪称真正的“以命相搏”，背后是底层光棍们无法宣泄的欲望与走投无路的绝望。

如果说通奸是双方自愿却违背道德法律，那么强奸就是纯粹的暴力犯罪。而历史数据表明，光棍群体的犯罪倾向性令人不安。

以雍正年间发生的强奸案为例，28位涉案男性当中中，24位是单身；42个同性强奸案件中，犯罪者几乎都是未婚男性。

到了乾隆年间，在强奸和调戏已婚妇女的男性中，未婚者占比接近六成。这个数字，绝不能被轻描淡写地忽略。

个人层面的越轨行为，尚可视为个案；但当大量光棍集结成群，事态就会发生质变。这些被婚姻抛弃的男人，一旦聚集起来，就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定时炸弹”。

以台湾的“罗汉脚”为例，他们是清朝由闽南偷渡至台湾的单身汉群体的通称，基本上无家室、无牵挂、无稳定生计，频繁参与偷窃、抢劫、嫖赌、械斗、竖旗造反等危害社会治安的活动，是当地社会最不稳定的力量之一。

就拿爆发于清朝嘉庆三年（1798）的台湾淡水小刀会案为例，被捕的12名骨干中，年龄在21至48岁之间，全员无妻室。

当一群没有家庭牵绊、没有稳定财产、没有社会上升通道的青壮年男人聚集在一起，反社会倾向几乎是必然的。简言之，大规模聚集的单身男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动荡的“预备队”。

除此之外，有清一代活跃于四川一带的“啯噜”，也大多专门从事勒索、偷窃、抢劫、奸淫等各种犯罪活动，多为单身男性”。

这些被土地和婚姻双重抛弃的男人，在沦为游民后很容易结成帮派，最终演化成地方治安的毒瘤。实际上，单身男性一直都是秘密帮会、土匪团伙、邪教组织等的主要社会基础，造成社会正常的生产秩序被破坏。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面对愈演愈烈的光棍问题及由此引发的连锁社会动荡，明清政府并非毫无察觉、无所作为。

他们推出了一套从源头到下游的“组合拳”，试图平息这场危机，但都只是“治标”而非“治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禁溺女，抢救消失的女孩

明朝法律明确规定，溺弃女婴者“发戍远方”。到了清朝，从中央到地方均高度重视禁止溺婴，顺治、康熙、光绪等皇帝多次下旨严惩，《大清律例》也明确了针对溺婴者的惩罚条款。

除此之外，不少地方官员也曾颁布禁止溺婴的告示，为了有效遏制溺女之风付出了切实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还修建了大量的育婴堂。

宋元明时期，福建各地已陆续出现收养弃婴的育婴机构；到了清朝，在政府倡导以及民间力量的双重支持下，各地的育婴机构不断发展壮大，从而形成了覆盖城乡的一体化网络体系”。

这不仅是最具规模的官方慈善工程，也是拯救弃婴的重要举措，为那些养不起女儿的家庭提供了“最后一个选项”——虽然这并非是最优解，且这些女孩长大后的命运依然难以预料，但至少，她们保住了性命，获得了活下去的可能。

除此之外，明清两代对童养婚制度，也普遍持默许甚至是赞同、鼓励的态度。

以江西为例，当地民间盛行童养婚。有学者认为，这也是“民间避免溺女、缓和婚姻压力的变通之举”。

从保护女孩生存权的角度看，童养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溺女之风——女孩既然有人抚养，何必溺死？

但是，相应的代价也是非常沉重的——这些女孩过早进入夫家，失去了正常的童年，也丧失了选择婚姻的自由，一辈子被捆绑在家庭中，成为缓解婚姻压力的“工具”。

所以，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妥协，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2）控婚配：截留女性资源向底层倾斜

如果说禁溺女是“开源”，努力增加女性数量，那么对婚姻行为的调控就是“节流”——让有限的女性资源尽可能多地流向底层男性，缓解其婚配压力。

明清法律明确规定，庶人在无子嗣的前提下，需至四十岁方可置一妾。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十分明确：防止少数权贵和富人过度占有女性资源，将更多女性留给底层男性。

遗憾的是，这一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往往流于形式。权贵和富人总能找到各种借口规避法律，继续妻妾成群，底层男性依然难以获得足够的女性资源。

值得玩味的是，明清社会对女性再婚的态度，在不同阶层间有着天壤之别——对上层更加严格，对下层相对宽松。

具体而言，政府严禁社会上层和富裕人家的女性再嫁，以此维护礼教尊严；但对社会下层女性的再婚，却持宽容态度。尤其在清朝，再嫁女性很少受到歧视，社会下层女性再婚更是相当普遍。

这一微妙差别背后，是一套清醒的统治逻辑。

上层妇女守节，维护的是封建礼教的尊严；下层妇女再嫁，解决的是底层男性的婚配需求，进而维护社会治安。用对下层的宽容换取社会稳定，这是一种务实策略，但终究仍在承认和维持阶层不平等。

除此之外，面对高额婚姻花费对底层男性的排斥，清廷也并非毫无行动。康熙年间，出任江南的封疆大吏曾大力整顿“婚嫁论财、婚礼奢靡无度”的现象。不过，这套行政手段的效果十分有限，

究其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移风易俗从来不是靠几道行政命令就能实现的，只要女性资源依然短缺，“物以稀为贵”的基本规律就会发挥作用，婚姻的“价格”便难以降低。不触及背后的经济结构和性别权力关系，再多的整顿也只是“表面功夫”。

由此可见，封建政府面对深层社会危机的局限，只能被动应对，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造成危机的社会结构。

《图解中华帝国》中的中国民众

明清时期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性别失衡从来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而是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困境，是无数家庭的遗憾，更是由此催生的连锁社会反应。

首先，扭转生育观念刻不容缓

持续攀升的性别比和女性缺失，是底层男性成婚困难的宏观背景。因此，从根本上转变生育观念，综合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是促进婚姻市场中性别平衡的根本举措。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严厉打击“两非”（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更要构建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通过面向纯女户和计划生育家庭的奖励扶助政策，消解“养儿防老”的现实焦虑。当养老不再只依赖儿子，当生女孩不再被视为“赔钱”，性别平衡才能真正实现。

其次，打破旧婚姻观念枷锁

一些传统的婚姻观念，如不接受再婚女性、不愿入赘女方等，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婚姻市场中可婚女性数量的短缺，增加了男性成婚的难度。

看看今天的婚恋市场：多少大龄男性吐槽“找不到对象”，可另一边，社会对离异女性仍戴着有色眼镜；多少人宁愿孤独终老，也不愿入赘女方家，放不下所谓的“面子”。这种僵化的婚姻观念，本质上是自缚手脚，亲手割断了可能的出路。打破旧思想的裹脚布，才能给婚姻多一份可能。

第三，关注光棍群体，防范社会隐患

由于无法享受正常的婚姻和家庭关爱，大龄未婚男性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并可能刺激一些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因此，“在培训、就业、创业以及养老方面给予其政策和资金支持，改善其生活状况，是关爱弱势群体、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这不仅是出于人道关怀，更是基于社会风险管控的现实考量——给这个群体多一份关注、多一条出路，社会就多一份稳定。

第四，正视性健康，不回避合理需求

由于缺乏婚姻伴侣和健康的性途径，再加上性健康知识的匮乏，大龄未婚男性是性病传播的高危人群。

与其避而不谈，不如正视这个群体的性健康需求，加强性健康知识的普及与干预。

到了今天，遍布全国的艾滋病防治宣传网络已经证明：正视问题比回避问题更有效，主动干预才能减少风险。

中国式彩礼

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在形式上或许比明清时期更复杂，但本质上却是相通的。

当一个社会存在大量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成婚、被迫游离于家庭纽带之外的男性群体时，社会压力就在不断累积。它或许不会在今天爆发，但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以某种方式显现。

所以，治理光棍难题，需要的远不止是叹息和调侃，更需要清醒的问题意识、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以及全社会对性别平等伦理的真诚承诺。

他们需要的，不只是同情，更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一个能靠自身努力拥有幸福家庭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