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期间，我军在北方先后建立起了两个“超级”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和山东根据地。这两个根据地的规模和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地区，对后来的解放战争也有深远影响。华北解放军、三野、四野、一野，都得到这两大根据地的供给。山东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是罗荣桓，建国后获得元帅军衔；晋察冀统帅则是聂荣臻，一样是开国元帅。

然而他俩又有所不同。聂荣臻自1937年11月被派往五台山起，就是晋察冀根据地当仁不让的当家人，一直到十几年后解放战争胜利，地位都没变过，非常稳；罗荣桓1939年到山东，但是在1943年才被“扶正”，成为山东党政军负责人。此前山东八路军部队里，拥有过两位军史上非常著名的军事将领，但干得时间都不怎么长，纷纷被主席调回延安。这两人分别是徐向前和陈光。

按说规模这么大的根据地，对干部的军事能力要求很高，怎么伟人把两个能打的将领都调走，却单单留下了政工出身的罗荣桓呢？

先说徐向前。徐帅是1939年被派到山东的，职务是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在他去山东之前，那里的部队底子并不差，既有罗荣桓、陈光领导的115师正规军，又有黎玉等同志大力开发的山东纵队，此外还有萧华带的部队，山东的基本作战兵力有保障。那边当时的核心问题，是缺乏统一领导，队伍来自不同体系，配合度不佳，急需德高望重的军队元勋人物去整合。

徐向前恰好符合这个条件，红军时期就指挥过8万红四方面军，展现出极高的军事造诣，其威望和品格也完全能服众。然而徐向前在山东的一年时间里，尽管八路军仗打得不错，他本人也得到下属的敬重，却始终没解决上面提到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呢？

红军时，徐帅长期执掌红四方面军，抗战初期也挂着129师副师长的职务。他被派去指挥山东八路军，却不太愿意直接插手115师事务，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嫌”。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是红军时最大的两个体系，长征过程中又有些特殊渊源。特别是因为“西路军事件”，此时的徐向前心理负担还很重，在山东他基本只负责山东纵队的调教，很少过问罗荣桓和陈光的部队。

其实他有这个权限、也带着任务，但不便铺开来干。延安方面也理解了徐帅的难处，筹备七大时，便把徐向前给召回总部了。他只干了一年时间，并且这一走，基本不太可能再回山东。因为日军封锁严密，往返时间就要超过1年，山东的事情基本放下了。事实上直到抗战结束，徐帅也没有再回山东根据地。

至于陈光，也是位不可多得的将才，在红军时期有过高光表现。他是位猛将，曾代理过“101”的红一军团长职务，1938年又代理了115师师长。115师延续了中央红军脉络，所以这段时期的陈光，事实上代表一众中央红军将领站到了最前台，显然是深受组织器重。

然而陈光除了军事指挥方面的长处外，在维护团结、人际沟通上并不怎么擅长，导致在山东工作期间，与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矛盾重重，几次爆发争吵。朱瑞是党组织负责人，实际权限比罗荣桓、陈光要高。

他给中央发报，提出将陈光等人调离原岗位，还指出陈光存在能力短板，在115师内威信较低，不适合继续带领主力部队了。起初主席还希望缓解同志们的关系，派人到山东调查、调和，但发现干部矛盾确实比较严重，为了照顾抗战大局，最终在1943年把陈光、朱瑞都调离山东了，由罗荣桓统一领导山东根据地。

棘手的团结问题是解决了，可徐向前和陈光先后被调回延安，军队指挥人才似乎被“抽空”，前线不打仗了吗？其实对于山东根据地来说，这个问题还真不大。当时的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但基本打法为游击战，我们尚无足够能力，在正面战场跟火力强大的日军硬刚，所以大兵团指挥人才并不急缺。

在这种模式下，没有多少大规模战役要打，需要的是跟日军长期相持。即便徐向前和陈光在阵，局面也未必会有太大差别。真正的工作重心，是确保生存，扩建根据地、进一步发展队伍。而这类工作，恰恰是罗荣桓的强项。尤其是1943年后，在“在一元化领导”之下，罗荣桓放手开拓，加速了根据地建设，把山东打造成了跟晋察冀齐名的大根据地，到1945年时山东根据地已经有27万多正规军，罗帅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