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熙十六年，正月初一，成都。

蜀汉的岁首大宴上，觥筹交错，暖意融融。刚经历过又一个相对安稳的年头，文武百官脸上都带着新年的笑意。大将军费祎坐在主位，酒过三巡，早已面带酡红，眼神都有些迷离了。

他大概不会想到，这是自己人生的最后一场宴会。

人群里，一个叫郭脩的男人，正端着酒杯，一步步朝他走来。这个魏国降将，此刻穿着蜀汉的官服，脸上挂着和旁人无异的恭顺笑容。没人知道，他宽大的袖袍里，藏着一把淬了寒光的匕首；更没人知道，这个看似温顺的降臣，心里藏着怎样的滔天杀意。

敬酒的瞬间，郭脩猛地抽出匕首，朝着费祎的胸膛狠狠刺去。

利刃入肉的闷响，盖过了丝竹之声。满堂惊哗，费祎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人，鲜血从他的胸口汩汩涌出，染红了身前的案几。混乱之中，卫兵们蜂拥而上，将郭脩乱刀砍死。可蜀汉的擎天柱，已经轰然倒塌。

这场发生在新年宴上的刺杀，看似是一场孤臣的复仇，实则是蜀汉命运的转折点。

很多人不知道郭脩是谁。他本是魏国凉州西平的中郎将，在姜维北伐时兵败被俘，被迫归降蜀汉。蜀汉待他不薄，封他为左将军，给了他高官厚禄。但郭脩的心，从来没留在过蜀地。他最初的目标，比费祎更狠——是蜀汉后主刘禅。

史书记载，郭脩曾多次借着敬酒的机会，试图靠近刘禅行刺。可刘禅身边护卫重重，他连皇帝的衣角都碰不到。屡次失手后，郭脩退而求其次，把目光锁定在了蜀汉的“定海神针”——费祎身上。

为什么是费祎？因为这个人，是姜维北伐路上最大的绊脚石。

蜀汉后期，朝堂上一直有两派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是以姜维为首的“鹰派”，继承诸葛亮的遗志，主张连年北伐，以攻代守，誓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另一派，就是以费祎为首的“鸽派”。他太清楚蜀汉的家底了——国小民弱，府库空虚，连年征战只会掏空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王朝。

所以费祎掌权时，始终死死压制着姜维。每次姜维请战，费祎只给他不超过一万的兵力，还反复告诫他：“我们这些人，连丞相的十分之一都比不上。丞相尚且没能平定中原，何况是我们？不如保国治民，谨守社稷，等待有能力的人出现。”

在费祎的“保守疗法”下，蜀汉虽然没开疆拓土，却也换来了数年的休养生息。百姓不用再承受无休止的兵役徭役，国库也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那几年，大概是蜀汉后期最安稳的时光。

可费祎一死，没人能再拦住姜维了。

枷锁破除的瞬间，姜维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密集、最激进的北伐。从公元253年到262年，短短九年时间，姜维发动了六次北伐战争。旌旗所指，皆是沙场，蜀汉的青壮年，一批批死在了北伐的路上。

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姜维的北伐，大多以失利告终。损兵折将不说，蜀汉的国库也彻底被掏空了。百姓怨声载道，朝堂之上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更致命的是，连年征战让蜀汉的防御力量空虚，给了曹魏可乘之机。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伐蜀。邓艾偷渡阴平，直捣成都。此时的蜀汉，早已无力抵抗。刘禅开城投降，蜀汉灭亡。

从费祎遇刺到蜀汉灭亡，不过短短十年。

后人说起蜀汉的覆灭，总爱骂刘禅昏庸，叹姜维穷兵黩武。可很少有人想起，公元253年那场新年宴上的刺杀。那一刀，不仅杀了费祎，更砍断了蜀汉最后的活路。

如果费祎不死，他大概率会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国策。蜀汉或许不能一统天下，但至少能多延续数十年的国祚。可历史没有如果。

郭脩以一己之身，完成了对故国的“忠义”。他死后，魏帝曹髦追封他为长乐乡侯，让他的儿子世袭爵位，享尽荣华。可这份“忠义”的背后，是另一个王朝的覆灭，是无数百姓的流离失所。

郭脩刺费祎，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乱世里的身不由己，也照见了一个残酷的真相：有时候，一场看似偶然的刺杀，足以改写一个国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