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 年 9 月 17 日，苏州。

14 岁的庞书令站在老宅的庭院里，看着一箱箱古董字画被抬上卡车。父亲庞增和低着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衣，一句话都没说。

那天，一共来了四卡车。

有人在一旁冷冷地说了一句：“资本家还要变天账吗？不用给的。”

半个多世纪后，这句话依然像一根刺，扎在庞家人的记忆里。

要理解这场纠葛，必须从庞家的来路说起。

庞书令的太公，是近代著名的民族工商业家、收藏家庞元济（庞莱臣）。他生于 1864 年，祖籍湖州南浔。南浔有“四大家族”，庞家是其中之一。

庞元济以丝绸业起家，但真正让他名重一时的，是其“虚斋收藏”。

在近代中国书画收藏界，有一句行内共识——“北张南庞”：

北有张伯驹，南有庞元济。

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大迁徙；而庞元济的收藏，也经历了一次不为人知的“小迁徙”。他在南浔、上海、苏州之间辗转，只为让这些文物不落入日军之手。

1949 年 3 月，庞元济去世。按照遗嘱，家藏字画分成三份，由两个孙子和一位过继子继承。庞书令的父亲庞增和，继承了其中三分之一。

那时，没人能预料到，这批家藏会成为日后数十年纠纷的起点。

1959 年，庞增和面临一次“选择”。

江苏省文化系统的人上门做工作，希望庞家将部分收藏“捐献给国家”。背景很明确：

南京的博物馆里，许多重要文物已被蒋介石带往台湾，“国家有难”。

动员的话说得很动听：

“庞家一向爱国”“这是为国家保文物”。

甚至还有口头承诺：将来庞家孩子考大学，国家可以照顾。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承诺，分量不轻。

最终，庞增和同意捐出一部分藏品。

问题很快出现：

庞家捐了137 件，而博物院最初出具的公函里，却只写了115 件。在反复交涉后，对方才补开了完整清单。

1962 年，庞增和获得了省里的奖状，苏州还专门为他开了表彰会。

那时，双方关系仍然算得上友好。

紧接着，1962—1963 年，又发生了第二轮“征集”。

所谓“征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而是象征性给钱。其中一幅宋徽宗的真迹，只给了1 万元。

庞家当时没有反抗。

因为他们相信，这些画是交给国家保管。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 1963 年。

南京博物院的一位工作人员，向庞增和借走两幅画：

元代吴镇《松泉图》

清代吴渔山《仿古山水册》

借期三个月，还打了借条。

这两幅画，对庞家意义非同一般。

尤其是吴镇的《松泉图》，是太公庞元济生前明确交代要“留作传家宝”的。

三个月后，画没有还。

不久，“四清运动”开始，随后是 1966 年。

庞家，被抄了。

抄家那天，来的不仅有红卫兵，还有博物馆系统的人。

“你们家全是古董，吃饭的碗都是古董，要小心点。”

有人这样提醒。

可最终，还是被拉走了三四卡车。

有人给庞增和写了一份清单，却当场被夺走：“资本家还要变天账吗？”

从那之后，家藏字画的大多数去向成谜。

而那两幅被“借走”的画，更无从追索。

1979 年，庞家从苏北农村回到苏州。

1982 年，庞增和开始正式向南京博物院追讨那两幅画。

多次无果。

1988 年，他把博物院告上法庭。

问题是：

借据，在运动中已经被毁。

法院最终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

画，归博物院；

钱，象征性补偿。

终审判决金额5.5 万元。

庞增和拒绝领取。

因为在法庭上，博物院曾暗示他“讹诈”，这让他觉得人格受到羞辱。

1995 年，他因肝癌去世。

2023 年，新的争议爆发。

南京博物院在展出《江南春图卷》时，将作者标注为“明代·佚名”，而非此前认定的“仇英”。

这意味着：

这幅画，被判定为“伪作”。

庞家再次起诉，要求返还画作并公开道歉。

2025 年底，庞书令接受采访时直言：

这已经严重破坏了当年捐赠时的信任基础。

随后，国家文物局介入调查。

回看这六十年：

捐赠，发生在动员年代；

借画，发生在运动前夜；

抄家，发生在全面失序之中；

判决，发生在证据早已消失之后。

法律试图解决问题，却无法抹平历史留下的裂痕。

庞家要的，不只是几幅画。

而是一个答案。

四卡车古董被拉走的那天，14 岁的庞书令不会想到，这件事会困扰家族一生。

那句“变天账”，也成了时代烙在一个家族身上的印记。

文物最终归谁，或许还会有结论；

但历史如何被对待，值得每个人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