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郊区，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偏远“和”相对发展落后“，成都和武汉，作为中国2线城市里发展较好的两个省会，郊区的发展却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两个省会的郊区或许GDP相差不大，但在城市颜值，民生配套方面，成都的郊区似乎建设得更好

比如成都的天府大道，就贯穿了郊区和市区，但武汉市的郊区，却很难看到这种高规格建设的8车道大马路（武汉，也有这么好的马路，但只分布在市区和国家级开发区，比如光谷的高新大道和武汉经开的东风大道）

下图为成都市天府大道

成都和武汉，财政体制上是不同的，成都属于三级财政，税收需要上交给中央和四川省，武汉则属于二级财政，税收只上交中央，不交给湖北省（其实武汉也会上交一小部分给湖北，并非一点都不给）

成都郊区（以及托管的县市）的税收，上交完中央和四川省以后，收入全部交给成都，然后由成都上交给四川省，省里做出预算以后，财政划拨给成都使用

但武汉不同，武汉郊区的税收，上交完中央和湖北省以后，剩下的部分只交一小部分给武汉，其余的自己留着，本区的建设自己负责，武汉市基本不管

各位看出两者不同了吗？

成都的郊区开发和建设，全部由成都市负责，所以成都的天府大道可以通往郊区，反正都是成都市投资建设，而武汉市得郊区则完全靠自己，本区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所以武汉的武汉大道到了三环线就断了头，坚决不往郊区修建，因为武汉市只负责市区基础设施的建设，郊区要修马路只能靠郊区自己

当成都高规格召开县市新城高质量发展大会，明确将八个外围县市视为现代化建设的“坚实支撑”时，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网络上关于武汉郊区“财政分开，自己管自己”的无奈叹息。这两座同为国家中心城市的超大城市，对环绕在中心城区之外的广阔腹地，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

下图为武汉市郊区黄陂的城市主干道川龙大道景观

成都此次推出的“县市新城”战略，远非简单的概念更新，而是一次基于全市“一盘棋”思维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发展升维。其核心特征体现在定位方面的变化

定位之变：从“外围”到“主力”。成都明确摒弃了带有从属与边缘色彩的“郊区”旧称，代之以更具主体性和发展预期的“县市新城”。这八个总面积占全市66%、经济总量超4000亿元的区域，不再被视作中心城区的附属或“后花园”，而是成都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底部支撑”和未来产业的重要承载地。这一定位的根本性扭转，是后续所有政策投入的逻辑起点。

与成都自上而下的整体性重塑相比，武汉郊区的发展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甚至有些被动的图景。其核心矛盾根植于独特的“二级财政”体制。

武汉财政特殊情况的由来：

根据公开资料与分析，武汉作为计划单列市，实行“二级财政”，其税收直接与中央结算，无需上缴省级。然而，黄陂、江夏、新洲、蔡甸、东西湖等原为农业县和农场的郊区，在撤县设区后，财政体制并未完全与主城区（7个中心城区实行“统收统支”）并轨。

郊区在保留一定财政自主权的同时，其税收仍需与省级分成，形成了事实上的“三级财政”。这导致一个根本性矛盾：市级财政难以统筹调配郊区的财政收入，因而也缺乏直接投资郊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如地铁、主干道）的充足动力。网络上“主城区是亲生的，郊区是后妈生的”的调侃，正是这种财政“二元结构”的直观反映。

下图为武汉国家级开发区东湖高新修建的高新大道，不输成都的天府大道

“市区共建”模式的探索。

在财政体制短期内难以突破的背景下，“市区共建”成为武汉推动郊区重点片区发展的一种现实选择。

例如，黄陂区与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市城投）合作，共同组建公司来开发临空经济区，市城投的资金和专业力量弥补了区级财政的不足。

然而，这种项目制、片区化的合作模式仍然存在局限性。

首先，它无法像成都那样提供全域性、普惠性的政策与要素支持，导致郊区整体发展不均衡，区级政府依然面临沉重的自主发展压力。

其次，跨区基础设施建设因涉及复杂的成本分摊与利益协调而推进困难（比如，武汉城市发展集团计划给黄陂盘龙城建设的进出汉口通道，因为经过东西湖，协商了几年一直没有结果）。

更微妙的是，当市级力量通过合作深度介入某个郊区优质板块（如临空经济区）的开发后，民间普遍存在未来该板块可能被设立为独立功能区（类似东湖高新区、经开区）“割走”的担忧，这反而可能挫伤郊区长期投入的积极性。

下图为武汉市和黄陂区合作开发的武汉空港新城

各位觉得，武汉市的郊区，改如何突围，和市区一起建设成长呢？欢迎在文章后留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