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6日，《大西洋月刊》抛出一篇标题极具攻击性的评论文章，把特朗普政府刚发布不久的《国家安全战略》称作“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份自杀遗书”。

文章作者安妮·阿普尔鲍鲍姆直言，这份文件针对的并不只是外部威胁，更触及美国自身长期标榜的自由民主叙事。

这句话迅速在美国和欧洲舆论场发酵。批评者将这份文件称为“撤退声明”“放弃全球责任的公开文本”，甚至认为它标志着美国主动调暗了自己长期标榜的“民主灯塔”。

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些情绪化指控上，反而会遮蔽一个更现实的问题：特朗普到底做了什么，才会让这类人如此愤怒？

愤怒并非凭空而来。

按照阿普尔鲍姆的描述，美国国务院长期依托专门机构与项目网络，投入资源应对外国虚假信息与舆论操控，并与对外援助、公共传播等政策工具形成配套。在特朗普政府新的政策取向下，这类工作被重新审视，部分机构被关闭或重组，相关投入也随之收缩。

而在特朗普的新战略取向下，这套体系被迅速判定为“低效”“无必要”，相关项目被终止，资金被削减，人员网络被拆散。

对长期依附这一体系生存、并深信其道德正当性的群体而言，这不只是政策调整，而是价值观层面的否定。多年投入的事业被一刀切掉，自然会被视为对“民主使命”的背叛。

从特朗普的角度看，这一转向并非情绪宣泄，而是一种冷硬的现实判断。

在他看来，美国过去之所以能够向外推广自身价值，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叙事本身多么高尚，而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体量、技术领先与军事优势之上。当综合实力处于高位时，叙事输出才具备吸引力。

而今天的美国，正同时承受财政紧张、制造业空心化、供应链外移等多重压力。在这种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成本、低回报的对外传播体系，在特朗普眼中更像是一种自我消耗。

这也是他在两个总统任期中反复强调“向内聚焦”的根本逻辑：先恢复实力，再谈其他。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收缩并不等同于全面退场。

在实际操作中，特朗普并未对所有盟友一视同仁。对他而言，日韩等国家仍被视为对美国现实利益有直接帮助的合作对象，维持关系符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路径判断。

而欧洲则明显不同。当前欧洲多国由特朗普并不认同的自由派力量执政，自身又深陷经济乏力与政治分化的困境。新战略中对欧洲发出的信号，与其说是抛弃，不如说是一种公开施压——希望未来出现更符合其政治光谱的合作对象。

这也解释了特朗普与欧尔班、菲佐等欧洲保守派领导人仍保持沟通空间，却与部分传统亲美精英渐行渐远。

将这一切简单概括为“美国写下遗书”，并不准确。

更贴近现实的解读是：美国内部关于“该如何使用自身力量”的长期分歧，正在被迫摊到台面上。一方仍坚持全球介入与价值输出，另一方则认为继续背负这些负担，只会拖垮本已吃紧的国力。

在这一意义上，特朗普真正要对抗的，并非某个外部对手，而是国内仍执着于旧模式的政治与舆论集团。

这种分歧不会因为一份战略文件而消失，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

当然，这条路是否走得通，并没有确定答案。

即便减少外部投入，把资源集中到本国，短期内也难以迅速重建产业体系。四年时间不足以完成深度调整，如果效果不明显，反弹几乎不可避免。

届时，美国可能面临一种更尴尬的处境：对外影响力已被主动削弱，而内部实力却尚未恢复到足以支撑新叙事的程度。

也正因如此，这份战略文件才会引发如此激烈的争论。它并非终点，而是一场更深层政治博弈的起点。

将特朗普的选择简单定性为“自毁”，容易，却并不严肃。

更真实的情况是，美国正在被迫重新衡量自身能力边界，而特朗普只是用一种极具争议、但逻辑自洽的方式，把这一问题推到台前。

这不是摆烂，也谈不上浪漫理想，而是一场带着强烈不确定性的权力再配置实验。成败如何，美国自己也还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