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3日傍晚，西安正北，三原县。

高福源把皮带扣往紧里系了一格，又对着镜子把少将领章扶正。电话铃恰在此刻炸响，听筒里传来刘多荃带着浓重辽西口音的短句：“高旅长，明日师部议事，早点来，有好事。”

高福源笑答：“刘司令又拿我寻开心。”

对方只回一句：“早点来。”便挂断了。

镜子里，三十五岁的少将面色红润，丝毫想不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落日的反光。

高福源1902年生于奉天奉天营口县。父亲高玉麟，曾任北洋陆军骑兵管带，母亲佟氏，出自书香世家。高家院子门口，当年挂着“武运”和“文魁”两块匾额，文武气并存。

高福源少年时代便进入北京汇文中学读文科，然而成年后却弃文从武，转入东北讲武堂第五期。由于其战术作业回回得头名，毕业后立刻在东北军中展露头角，被任命为排长。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整编东北军，高福源被擢升为连长，旋升营附。1931年9月19日清晨，他随第七旅在沈阳北大营被炮声震醒，从此踏上流亡路。

山海关内，他写下一首《出关吟》：“挽弓饮恨渡榆关，父母妻孥隔白山。愿把一腔血，换得江山还。”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令东北军“剿匪”，高福源率六一九团先头营进至甘泉劳山。红军采取“围点打援”，高福源中伏被俘。

押解路上，他本打算掏枪自尽，却被一名红军战士一把按住。那人用东北口音说：“老兄，别犯傻，我们不杀俘虏。”

到了延川王家坪，徐海东请他吃炒鸡蛋，彭德怀递给他一本《八一宣言》。夜里，高福源翻来覆去睡不着。

三个月后，他主动找彭德怀：“放我回去，我去说服少帅，咱们枪口一致对外。”

彭德怀沉吟半晌，只说了一句：“军中无戏言，一言为定。”

高福源答：“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

1936年1月，高福源在红军护送下返回洛川，当晚被张学良召进密室。

窗外大雪，屋内火盆噼啪，高福源向张学良力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学良听罢，良久方问：“你在那边，真没受刑？”

高福源解开衣扣，露出全身，说：“毫发无伤！”

张学良踱步到窗前，说道：“我写封亲笔信，你帮我带到那边去！”

此后四个月，高福源往返西安—肤施七趟，把红军代表李克农、钱之光等送进西安，安排与张学良夜晤。

9月22日，《抗日救国协定》在肤施桥儿沟天主教堂拟定。10月上旬，双方在《协定》上正式签字盖章。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临潼华清池枪响。刘多荃任“捉蒋总指挥”，高福源带一个营控制西京招待所，扣押陈诚、卫立煌等二十余名大员。

不久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却不幸被扣，东北军群龙无首。

1937年1月31日，东北军在渭南会议中就“战与和”的问题爆发激烈争吵，最后在王以哲、于学忠等人的支持下做出了“和”的决定。

2月1日夜，少壮派军官应德田、孙铭九等密谋“清除投降派”。

2月2日清晨，王以哲被枪杀于西安金家巷公馆。

同日，刘多荃接到“高福源指使于文俊连杀害王以哲”的密报（实为谣言）。

2月4日晨，高福源带两名卫兵，乘福特吉普自三原防地出发。上午10点，车抵渭南师部。门口卫兵是熟人，笑说：“旅长，司令在后院等。”

他刚踏进二门，四条大汉扑出，捆粽子般把他按倒。

高福源怒吼：“刘多荃，你疯了！”

刘多荃从厢房踱出，脸色灰白：“我要为王军长报仇！”

高福源随即被拖至院内枯井旁，一枪贯胸，随行卫兵亦被乱枪打死。

当夜，葛宴春带人用麻袋把尸体抬至西安东城墙根，挖坑深埋。

此后，延安方面多次电询：“高福源今在何处？”

东北军回电：“高旅长擅离职守，去向不明。”

1937年7月，周恩来在庐山谈判，当面向蒋介石提起：“请问高福源下落。”

蒋转头问陈诚，陈诚摇头答：“不知。”

此后，高福源的名字彻底从历史中消失。

1952年，高母佟氏病逝沈阳，临终前攥着儿子照片：“福源，是死是活，给个信儿啊……”

1978年，刘多荃应全国政协邀请回京座谈。会间，他拉住当年东北军旧部、时任国防委员的吕正操，老泪纵横道：“有件事，我藏了四十一年……高福源是我杀的……错杀！”

1981年，中共中央统战部追认高福源为革命烈士。

1984年，西安东城墙修缮，工人挖出一块皮带铜扣、一枚少将星徽。经鉴定，正是高福源遗物。

1992年，陕西省委在西安市南郊建“高福源烈士墓”，墓碑朝北，面向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