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8日，河南登封某公司员工张大（化名）像往常一样，清晨5点多就开车到公司上班。监控显示，5点57分，他的车停进了公司停车场，但直到晚上9点，他才被人发现——已经猝死在车内，车辆甚至还未熄火。

公司为他申请工伤认定，但当地人社局和法院均给出冷冰冰的答复：“未下车，不算工作岗位，不能认定为工伤。” 这一判决瞬间引发热议——难道提前到岗的敬业，反而成了“不算工伤”的理由？ 法律与人情的冲突，在这一刻被无限放大。

法院的判决依据很明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视同工伤”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工作时间、工作岗位、48小时内死亡。 而张大虽然死在了公司停车场，但“未下车”，法律上就不能算“工作岗位”。

这种严格解释并非没有道理。法律必须明确边界，否则工伤认定可能被滥用。比如，若员工在通勤地铁上突发疾病，是否也算工伤？如果在家加班猝死，又该如何界定？法律一旦开口子，后续的认定标准就会模糊不清。

但问题在于，“工作岗位”是否真的只能机械理解为“工位”或“办公区”？ 对于许多职业来说，停车场可能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比如销售、外勤人员，他们的“岗位”本就不固定。张大的案例暴露了法律在现实场景中的滞后性。

张大清晨5:57就到公司，远早于8点的正式上班时间。这种“提前到岗”在职场中并不少见——许多人会选择早点到，避开早高峰，或在安静的环境里准备一天的工作。

但讽刺的是，法律并不奖励“敬业”。相反，它只认“标准工作时间”。如果张大是在8点后下车走向办公室时猝死，结果可能完全不同。可因为他“到得太早”，反而成了工伤认定的障碍。

更让人心寒的是，公司停车场算不算“工作场所”？ 法院认为“不属于”，但从常理看，员工停车后本就是要直接进入工作状态的，停车场难道不是工作动线的必经之地？如果连这里都不算“工作相关区域”，那法律的“冷血”是否太过明显？

这起案件最让人争议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律执行中是否该有人情考量。

支持判决的一方认为，法律必须严格，否则会引发滥诉。比如，若员工在健身房猝死（假设是公司福利），是否也算工伤？如果法律不划清界限，企业将承担无限责任。

但反对者则质问：张大的死亡时间和地点，明显与工作高度相关。他并非在家休息，也不是在娱乐场所，而是在公司停车场——一个纯粹因工作才会出现的地方。法律若完全忽视现实情境，是否违背了《工伤保险条例》保护劳动者的初衷？

类似的争议并非首次。2018年，江苏一名教师在家批改作业时猝死，最初未被认定工伤，引发舆论哗然，最终法院改判。可见，法律的刚性需要，但执行时也该有温度。

近年来，因“工作边界模糊化”引发的工伤争议越来越多：

2023年，深圳一名程序员在公司通宵加班后，回家途中猝死，未被认定工伤；

2024年，上海一名销售在客户公司楼下等待会议时突发心梗，同样因“不在工作岗位”被拒赔。

这些案例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传统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定义，是否还适应现代职场？ 当“弹性办公”“远程工作”成为常态，法律是否该对“工作相关区域”有更灵活的解释？

或许，未来立法可以考虑：

扩大“工作岗位”定义，将“因工作需求而必须停留的场所”（如公司停车场、客户办公区附近）纳入认定范围；

增设“工作关联性”条款，如果死亡与工作有明确因果关系（如过度加班、高压环境），即使不在传统“岗位”也应酌情认定；

建立“特殊情况仲裁机制”，让类似案例有更人性化的处理空间。

张大的悲剧，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伤痛，更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法律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法律的本意是保护劳动者，而非用冰冷的条文将他们拒之门外。

当我们讨论“工伤认定”时，真正该问的是：“他为什么会死在这里？” 而不是“他死的时候脚有没有踏进办公室”。如果法律连这一点共情都没有，那所谓的“保护”又从何谈起？

2025年的今天，职场形态早已天翻地覆，但工伤认定标准却仍停留在过去。希望张大的案例能成为一个转折点，让法律不再只是冰冷的文字，而是真正为劳动者撑腰的盾牌。毕竟，敬业不该成为惩罚，而法律，也不该是“死者不符合条件”的冷漠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