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当今的科技界寻找一个绝对的异类，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常被简称为 RMS）无疑是头号人物。

（来源：unwisdom）

虽然他的名字在大众中远不如埃隆·马斯克或者比尔·盖茨那样响亮，但整个现代互联网都刻着他的印记。某种程度上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互联网。

他所发明的 GPL 自由软件协议和 GCC 编译器，为今天的 Linux 提供了生存规则与开发工具。从而间接奠定了安卓系统、亚马逊云服务，和几乎所有大公司都在使用的互联网基础设施。

（来源：Tecnolack）

更重要的是，斯托曼不只是程序员，他还是一位哲学家、活动家。他发起的 GNU 自由软件计划和创立的自由软件基金会（FSF），不仅打造了技术组件，更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伦理体系——核心是捍卫计算机用户的自由。

他反复强调：“自由软件运动中的‘free’，指的是言论自由 free speech，不是免费啤酒 free beer。”

英文的原话是：“Free as in free speech, not as in free beer.”

这句话看似简单，却划清了自由软件运动与后来兴起的“开源”运动的边界。前者强调用户自由的道德权利（使用、研究、修改、分发软件的自由），而后者则侧重软件开发的实用优势（如质量、效率、协作），回避伦理诉求。

他也因此被称为“自由软件之父”。

直到现在，72 岁的斯托曼依然拒绝使用智能手机——因为它们内置的专有固件无法审查，会持续追踪用户位置；他也不使用任何运行非自由操作系统的电脑。

他的个人网站 stallman.org 至今保持纯文本格式，界面简陋，却持续更新。内容涵盖对科技巨头垄断、政府数字监控、AI 伦理乃至国际政治事件的尖锐评论。这样的生活方式，是他对当代技术商业模式的长期抗议。

图 | Richard Stallman 个人网页（来源：Stallman.org）

自由软件，从公开对抗比尔·盖茨开始

1953 年，理查德·斯托曼出生于纽约。

少年时期，他就展现出对数学与逻辑的超常兴趣。1971 年，年仅 18 岁的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但很快将大量精力投入计算机编程。大二那年，他通过朋友介绍进入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AI Lab）实习，从此与那里的黑客社群结下不解之缘。

当时的 MIT AI Lab 是全球计算机文化的圣殿，也是黑客文化和共享精神的温床。

这里的程序员——包括后来的 Lisp 专家、Emacs 之父——普遍信奉一条不成文的准则：代码属于社区，而非个人或公司；软件应当开放，以便他人学习、改进和分享。

在这种环境中，斯托曼不仅磨练了编程技艺，更内化了一种深刻的伦理信念：计算是一种协作的智力活动，限制共享就是阻碍进步，更是对用户自主权的侵犯。

1974 年从哈佛毕业后，他没有选择高薪的工业界职位，而是留在 MIT AI Lab 担任专职程序员。他深度参与了 ITS（In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操作系统的开发，并编写了广受欢迎的 Emacs 编辑器——其早期版本就允许用户自由查看和修改源代码，甚至鼓励用户贡献补丁。

这种“用户即开发者”的实践，成为他日后自由软件理念的雏形。

图 | Richard Stallman 在 MIT 实验室（来源：Reddit）

然而，事情很快急转直下。1976 年，从哈佛辍学创业的比尔·盖茨，察觉到自己公司软件的销量异常，便撰写了一封著名的《致爱好者的公开信》。信中的核心观点是：软件应当被视为一种商品，用户需要付费购买；其源代码则是软件的核心知识产权，理应受到著作权保护并被保密。

图 | 比尔·盖茨公开信（来源：Techrights.org）

这一理念迅速在行业中引起共鸣。商业化浪潮席卷了整个软件界，大量有才华的程序员投身市场，就连曾经在自由共享氛围中成长的 Unix 操作系统，也被其版权持有者 ATT 公司严格保护起来——不再以象征性价格或者免费提供给学术机构，并对所有 Unix 及其变种主张完整的著作权。

此举意味着，无数热衷于探索技术的黑客们，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自由地学习、修改和分发软件了。

面对这样的剧变，多数人选择顺应潮流。但理查德·斯托曼拒绝向现实妥协，并决心以一己之力扭转局面。他的回应是：既然软件走向封闭与私有，那就从头开始，亲手打造一套完全自由、开放的替代系统。

为此，他发起了一项宏大的计划：开发一个与 Unix 兼容但完全自由的操作系统，并将其命名为“GNU”（意为“GNU 不是 Unix”的递归缩写）。他旨在构建一整套自由的软件生态，确保用户对程序拥有彻底的控制权——包括运行、复制、分发、研究、修改和改进的自由。

斯托曼凭借其影响力，召集了许多黑客共同参与，并成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SF）来推进此事。但他深知个人力量的局限，于是设计出了一个具有“传染性”的法律工具：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PL 协议）。

作为开源协议的一种，GPL 规定：任何基于 GPL 代码衍生的软件，其源代码也必须以相同条款公开，不得闭源专有。

这一机制如同“病毒”一般，将自由共享的理念持续扩散。有人戏称，照此逻辑，理查德·斯托曼迟早会让可口可乐公司也在 GPL 协议下公开其饮料配方。

到 1990 年代初，GNU 项目已完成了操作系统所需的几乎所有关键组件：Emacs 编辑器、Bash Shell、glibc 库、GNU Make、GDB 调试器，以及最重要的——GCC 编译器。唯独缺少一个稳定、高效的内核。

1991 年，芬兰大学生林纳斯·托瓦兹（Linus Torvalds）在 Usenet 上发布了 Linux 内核的初版。他使用 GCC 编译了自己的代码，并在次年决定采用 GPL 协议发布 Linux。

这一选择至关重要——它使得 Linux 能与 GNU 的组件无缝结合，形成一个功能完整、可实际部署的操作系统。

图 | Linux 之父 Linus Torvalds（来源：somoslibres.org）

然而，大众很快将这一系统简称为“Linux”。斯托曼对此极为不满。他坚持应称其为“GNU/Linux”。在他看来，这并非争功，而是原则问题：Linux 只是一个内核，而 GNU 代表了一整套关于用户自由的哲学体系。

如果只提 Linux，人们会将其视为一种高效的协作开发模式（即后来“开源”运动所推崇的）；而加上 GNU，则是在提醒世人：软件不仅是工具，更是关乎自由与控制的伦理问题。

尽管林纳斯·托瓦兹本人多次表示对“GNU/Linux”名称不感兴趣，甚至调侃叫 GNU/Linux 就像把汽车叫做福特/内燃机。

但不可否认的是：没有斯托曼打下的法律、工具和社区基础，Linux 很可能只是一个学生作业，无法成长为今日统治服务器、超级计算机、安卓设备乃至嵌入式系统的全球性平台。

互联网时代偏执的守夜人

工作之外，斯托曼的个人生活也与其理念高度一致。他没有房产，多年寄居在 MIT 的办公室或朋友家中；没有汽车，出行靠步行或公共交通；不用电视、流媒体、社交媒体。他拒绝使用任何包含非自由软件的设备——这意味着他无法使用 iPhone、Android 手机，甚至很多 Linux 发行版（如 Ubuntu）也因包含专有驱动或固件而被他排除。

他还创立了自己的“技术教会”——在公开演讲场合，他常身披黑色长袍，头戴一顶用旧电脑软盘改造成的光环，自称“圣依格努修斯”（Saint IGNUcius，戏仿耶稣会创始人圣依纳爵·罗耀拉，Saint Ignatius of Loyola），以幽默的方式布道自由软件的信条。

想要加入教会，只需宣读信仰告白：“除 GNU 之外别无拯救，而 Linux 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内核。”足够诚恳，上帝或许会保佑你的电脑。

图 | 斯托曼经典造型（来源：The Seattle Star）

2023 年 9 月，在 GNU 项目成立 40 周年纪念活动上，斯托曼以出乎意料的形象现身：标志性的长发与大胡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化疗后的憔悴面容。他向社区坦承自己罹患非霍奇金淋巴瘤，但即便戴着口罩、声音颤抖，仍坚持登台发言：“病情可控，我仍在为自由软件基金会工作。”这种近乎苦行僧式的坚持令人动容。

图 | Richard Stallman 患癌后出席活动（来源：Reddit）

不过，斯托曼并非完人。他性格固执、言论极端，常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化为二元对立。在他眼中，专有软件不仅是“不好”，而是“不道德”；使用 SaaS（软件服务）等同于“交出自由”；甚至像 Netflix 这样的流媒体服务，也被他批评为数字枷锁。

这种道德绝对主义，使他与许多务实的开源倡导者疏远。林纳斯·托瓦兹直言：“RMS 的性格让很多人对自由软件敬而远之。”

真正的危机爆发于 2019 年。当时 MIT 媒体实验室因接受性犯罪者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的资助而陷入丑闻。

斯托曼在一封内部邮件中对人工智能先驱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是否涉及性侵案发表评论，试图从语义学角度分析“性侵犯”在特定情境下是否成立，称当事人（未成年人）“可能表现出了自愿”。

这可能也是他所认为的一种“自由”，只是过于理想和真空。

尽管他事后澄清并非为罪行辩护，但公众普遍认为其言论缺乏基本共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在巨大舆论压力下，他被迫辞去 MIT 客座研究员及 FSF 主席职务。

虽然 2021 年经 FSF 董事会投票复职，但事件已造成不可逆的裂痕：主要赞助商红帽（Red Hat）、Canonical 一度暂停资助，社区内部出现严重分裂。

这一事件暴露了早期黑客文化中的致命缺陷：过度崇尚逻辑正确，忽视社会情感与权力结构。斯托曼的世界观建立在“代码即法律”的理想之上，却未能充分理解现实世界中性别、权力与创伤的复杂性。

在 AI 时代重新定义“自由”

到了 2025 年，斯托曼所担忧的趋势正在加速演进。生成式 AI 如 ChatGPT、Gemini、Claude 等由少数科技巨头垄断，其训练数据不透明，推理过程不可解释，输出的代码无法被用户审查。

斯托曼称这类系统为“废话生成器”（Bullshit Generator）：如果用户无法理解、修改、控制自己使用的软件，那么无论它多么“智能”，本质上仍是黑盒奴役。

图 | 关于 ChatGPT 的评论（来源：stallman.org）

更严峻的是，云计算和 SaaS 模式正在消解“本地软件”的概念。用户不再安装程序，而是在云端点击服务；数据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存储在企业的服务器上。

斯托曼早在 1990 年代就警告过“服务代替软件”的危险——SaaSS（Service as a Software Substitute）——指出这会让用户彻底失去对计算的控制权。

如今，他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而普通用户早已习惯用隐私换便利，习惯在不读条款的情况下点击“同意”。自由软件运动所捍卫的用户权利，在效率与体验面前显得不合时宜。

可恰恰这种不合时宜，让斯托曼的存在显得愈发珍贵。

他或许无法阻止技术中心化的浪潮，但他的声音迫使我们不断追问：技术进步是否必须以自由为代价？AI 时代，我们是否需要新的“自由软件定义”？如何确保算法的透明与可审计？

理查德·斯托曼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精神领袖。他固执、偏激、不善共情，甚至有时令人反感。但就连他的反对者也承认：“倘若世上没有理查德·斯托曼，人类也应当创造出这样一个人。”

运营/排版：何晨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