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节节败退。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大西南，妄图凭借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和坚固的防线，负隅顽抗，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重庆不仅仅是西南重镇更是当时蒋介石政府的陪都，在抗日战争期间蒋政府在这里指挥作战，然而如今这座城市再一次成为解放军和国民党军争夺的关键。

说起来老蒋一度想要跟抗日战争时期那样搞“焦土抗战”，既然解放军要打进来了，那么他们就要让这座城市和国民党的政权一起陪葬。然而蒋介石政府却没想到即使自己已经布置了周密安排，但是最后时刻仍是被人将情报送到了解放军手中，以至于他们的谋划毁于一旦。

而在这个在关键时刻传递情报的就是刘宗宽。

刘宗宽是陕西人，早年间在西北军中，后来在中原大战之后投了蒋介石阵营。但是刘宗宽毕竟是外来户，当初更是杨虎城的部下。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对杨虎城及其部下心怀怨恨，刘宗宽也因此受到牵连，尽管刘宗宽能力不俗也一直被蒋介石打压排挤。

1941年，刘宗宽扣押了一个走私贩毒的团长并将其军法处置，但是这个团长是个有背景的人，他的身后是蒋介石的身前红人胡宗南。对于刘宗宽的行为，胡宗南大为恼怒，竟然在老蒋眼前反告刘宗宽“走私”。蒋介石本来就对刘宗宽等人看不顺眼，于是也不管真真假假，直接批示将刘宗宽枪决。

老蒋如此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引起了众多将领的不满，也在想办法进行营救。不过既然事情闹大了那就好办了，韩兆鄂、韩练成等老西北军多方奔走说情，刘宗宽这才改判为13年徒刑，捡回一条命。这次牢狱之灾虽然没有刘宗宽丧命，但是刘宗宽经此一劫已经对蒋介石的军政体系彻底寒心。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曾经的陪都重庆成立了重庆行营，刘宗宽经人推荐出任重庆行营少将参谋处长，后又升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参谋长、代理参谋长。

虽然升了官，但是现在的刘宗宽已不愿再为蒋介石效力，反而正暗中策划去延安。但当年的重庆地区的地下负责人吴玉章通过内线向李宗宽转达意见，希望他利用这个机会潜伏在敌营，为革命做些事情。刘宗宽想来想去也是对的，于是也就接受了任命，从此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之后解放军横渡长江气势如虹，与此同时解放西南的战役即将打响。刘宗宽深知这时候是自己发挥作用的时候了，于是他开始积极收集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地区的军事部署、兵力配备等重要情报，并寻找机会将这些情报传递给解放军。

为了迷惑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刘宗宽故意在制定防御计划时，在川东南角留出空隙，没有将四川第八区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划入重点防御圈，只安排了毫无战斗力的保安部队驻守，给解放军进军西南留出一条通道。

不仅如此，刘宗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成功误导了蒋介石的军事判断。1949年8月，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大西南保卫战。会前，刘宗宽找到胡宗南的副参谋长沈策，声称解放军将主攻陕南，企图经川北入川。

沈策爱出风头，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现自己，欣然接受了刘宗宽的建议，并在会议上把这一判断和盘托出。蒋介石听后，深信不疑，当即决定将防御重点放在川北，命令胡宗南固守秦岭防线，调罗广文的部队前往增援大巴山防守。就这样，刘宗宽成功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吸引到了川北，削弱了川东的防御力量。

1949年11月，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主力按照刘宗宽提供的情报，从湖南方向入川，向重庆挺进。蒋介石看到解放军大兵压境如梦初醒，这才发现自己判断失误，解放军的主攻方向竟是川东南。于是老蒋急忙命令顾祝同从重庆急派800辆卡车赶赴川北广元，紧急调运胡宗南的第一军协防川东。

刘宗宽在得知了这个极为机密的情报后，他立即回家与解放军情报员房显志商量，建议解放军前锋迅速向重庆挺进，打破蒋介石的紧急部署，房显志甚至此事重大，于是马上行动起来让人将情报送到二野情报部。

在刘宗宽情报的帮助下，解放军势如破竹，迅速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线，并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了重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大西南保卫战彻底失败。

重庆解放后，刘伯承等人接见了刘宗宽，刘帅毫不吝啬称赞刘宗宽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直接聘任他为西南军区司令部高级参议。对于刘宗宽在解放重庆做出的重大贡献，刘伯承坦言道：“刘宗宽同志对解放战争有重大贡献，他在解放西南所起的作用胜过十万雄兵，堪称第一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