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1984版《笑傲江湖》拍摄的台前幕后故事，查到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兴趣。
邵氏在1977年拍了一部《笑傲江湖》的电影，由于时长限制，剧情只截取了小说的一部分，而且改动不小，最夸张的是连角色的名字都改了。
令狐冲改为南宫松，任盈盈改为白莺莺，刘正风改为石中英，田伯光改为郝杰英，岳不群改为骆超俊，任我行改为白经天，向问天改为史行侠。。。
我当时就纳闷，为什么改名？这里边难道有什么故事不成？于是我详细的查了一下，你还别说，果然有故事！今天就跟大家聊聊。
先说结论：因为台湾是邵氏重要的电影市场，而那边认定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匪书”“统战书本”遭到全面封禁，故此不得不改头换面蒙混过关。
1959年，台湾警备总部给金庸的小说定了性，列入查禁名单，理由是认为这些书的内容有可能成为对岸的“心里作战宣传工具”，而金庸本人更是被定义为有嫌疑的香港左派。
那么，金庸的那些小说，在他们看来有哪些具体问题呢？
《书剑恩仇录》：这部书的主要问题是红花会。书中的红花会被塑造成反清复明的正义力量，主角陈家洛作为红花会总舵主，带领众人对抗清廷统治。
而台湾当局当时以传承所谓“正统”自居，这类聚焦民间组织反抗朝廷的剧情，被其认定是在宣扬“造反”理念，容易动摇民众对当局统治的认同。
同时，该书发表于金庸任职左派报纸期间，这一背景也让台湾部门将其归为“左派倾向读物”，纳入“匪书”范畴一并查禁。
《碧血剑》：它被台湾部门重点诟病的是对李自成的正面描写。主角袁承志与李自成、李岩等人相交甚笃，还将李自成视作英雄。但老蒋视明末流寇为仇敌，和书中同情李自成的基调完全相悖。
相关取缔公文里直接写明，这本书传播同情李自成的故事，属于“为匪宣传”，而且书中对明朝皇帝多有鄙视描写，这与当局的主流论调冲突，被判定为有害社会公序良俗。
《射雕英雄传》：其问题集中在与《沁园春·雪》相关的关联及情节隐喻上。当局强行将书名和诗词的内容绑定，觉得这是迎合对岸的意识形态。
另外，书中东海桃花岛以及东邪黄药师的设定，被牵强解读为暗讽老蒋流落小岛的处境，这种被认定的“指桑骂槐”情节，使其被贴上“有为匪宣传之嫌”的标签。
同时，从最初的丘处机与郭杨二人交好，到后来郭靖长大后回到宋朝，一直传播大宋朝廷腐败无能的论调，这让当局认为价值取向有问题，进一步坐实了其被查禁的理由。
《神雕侠侣》：作为《射雕英雄传》的续作，它延续了郭靖等角色秉持的家国大义的内核，而这种价值观与台湾当局引导的价值取向不符。再加上作者金庸此前已被当局贴上“左派倾向”标签，且前作遭禁的基调已定，这部续作自然被连带判定为“有不良导向”，无差别纳入查禁名单。
《天龙八部》：一是书中王语嫣有“这是江南蒋家的名招--过往云烟”的对白，被认定是指桑骂槐；二是慕容复一心想复兴大燕却屡屡失败，被牵强解读为影射蒋家父子“反攻大陆”的图谋落空，这两点都戳中了当局的敏感点，因此遭禁。
《笑傲江湖》：该书被视作充满政治讽刺的作品，有观点认为岳不群影射老蒋，华山派则对应国民党。
岳不群为夺五岳派掌门不择手段，这被解读为暗讽当局某些标榜正义却暗藏私心的权力行为。另外华山派剑气二宗的内斗，可对应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而风清扬被骗错过内斗、归来后只能隐退的情节，还被关联为国民党元老遭算计错失权力，最终老蒋稳固领导地位的相关情况，进一步加深了台当局的猜忌。
而其门派内部人心涣散、弟子或不成材或背叛的设定，也被解读为暗讽国民党内部状况，同时书中对江湖门派间权斗的刻画，被认定为会动摇民众对当局的认同。
另外，任我行作为日月神教教主，遭东方不败篡权后被囚西湖牢底十二年。这被解读为影射老蒋在内战中失利，退居台湾多年的境遇。而且任我行性格刚愎自用，动辄大骂他人，和老蒋传闻中暴躁、常斥责下属的性格很像。
《鹿鼎记》：韦小宝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不循传统侠义正道，且常以油滑手段解决问题，与台湾当局倡导的正面价值观相悖。
此外，书中对官场权谋、朝廷势力斗争的描写充满了调侃与讽刺，被认为是消解权威，再加上作者的敏感背景，使得该书被列为禁书，而私下流入的盗版书只得把韦小宝改名为“任大同”以避查。
《倚天屠龙记》：书中的明教作为反抗朝廷的势力，被塑造成推动剧情的重要正义力量，这种民间组织对抗朝廷的设定，和《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的剧情一样，被当局认定是宣扬“造反”理念。同时书中对元末朝廷腐朽的批判，也被视作影射国民党统治，故而遭禁。
《侠客行》：虽整体政治色彩较淡，但依旧因金庸的“敏感身份”受到牵连。台湾当局当时对金庸作品采取全盘封禁的策略，再加上主角石破天的江湖漂泊经历，以及江湖门派间的纷争描写，被泛化为“可能扰乱社会认知”，进而被纳入查禁范围，盗版书流入后被改名为《漂泊英雄传》。
《飞狐外传》：它作为《雪山飞狐》的前传，核心人物和故事背景一脉相承，都聚焦清代江湖反抗势力与官府的纷争。老蒋本就不喜这类民间对抗官府的剧情，再加上该书延续了对侠义精神的推崇，而这种精神被当局视作“不合时宜”的价值观，所以毫无悬念被纳入禁书范围。
《雪山飞狐》：书中以胡斐为代表的侠客，始终行走在对抗朝廷权贵、揭露官府黑暗的路上，这种以个人武力挑战官方权威的设定，和《书剑恩仇录》中红花会反抗清廷的逻辑类似，被当局认定是宣扬“造反”。后来台视想拍这部剧，还得改名为《孤剑恩仇记》，删掉主角胡斐，苗人凤也改名“君无愁”才能播出。
《连城诀》：这部书虽侧重描写人性的黑暗与争夺宝藏，但依旧没逃过牵连。书中对江湖门派间的阴谋算计、人性贪婪的刻画，以及官府与江湖势力勾结作恶的情节，被当局认为会“扰乱社会认知”，破坏民众对权威的信任，进而遭禁。不过它是较早能在台湾报纸连载的金庸小说，解禁节奏稍快于其他几本。
《白马啸西风》：这部小说风格偏抒情，政治色彩极淡，但还是因金庸的身份被连带查禁。书中主角李文秀远离中原江湖的漂泊经历，以及对不同族群间情感、矛盾的描写，被当局认为“缺乏正向引导”，自然也被列入禁单。
《鸳鸯刀》：作为短篇，它走轻松诙谐路线，讲的是争夺鸳鸯刀的江湖闹剧。台湾当局找不到明确的“政治硬伤”，就以其属于金庸作品体系为由一并查禁。书中对官场小吏的滑稽描写，虽无恶意，却也被当局解读为“消解官方威严”，成为辅助封禁的理由。
《越女剑》：这是金庸篇幅最短的作品，以春秋时期为背景，讲越女阿青的剑术传奇与家国情怀。但当局依旧将其归为“需管控读物”，一来受金庸整体被封杀的大环境影响，二来书中以弱小越国对抗强吴的设定，被牵强解读为“隐含反抗正统统治”的倾向，最终也难逃被禁的命运。
不得不说，当时老蒋的心态确实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太敏感了，总以为有人在嘲笑讽刺挖苦他。不过也能理解吧，把偌大的江山拱手让于人，里子面子都过不去啊。
后来，直到1979年9月，时任“新闻局长”的宋楚瑜出具公文，认定金庸的小说“尚未发现不妥之处”，同意远景出版社在台湾合法出版其作品，这标志着金庸小说在台的封禁状态正式结束 。
不过，这也不是一下子就解禁的，前面还有很多故事呢。
1973年金庸以《明报》创始人的身份赴台，受到台湾高层的礼遇并与小蒋见面。这次访问打破了双方此前的对立僵局，改变了台湾当局对金庸本人的刻板负面印象，为后续作品解禁扫清了关键的人事与立场障碍。
金庸来过之后，台湾远景出版公司的创始人沈登恩开始不断向当局游说，反复劝说解禁金庸作品。
70年代后期，台湾此前高压的文化管控政策有所松动，对外部读物的审查不再像戒严初期那般极端。而且金庸小说在台湾早已通过盗版广泛流传，民众基础深厚，当局的强硬封禁已难以维系，解禁成为顺应市场与民意的选择。
另外，当时台湾不少政要本就是金庸小说的“隐秘读者”，比如严家淦曾专门派人找金庸小说，小蒋也能随口谈及《射雕英雄传》。既然上层表示了对金庸作品的认可，那么继续封禁已经不合时宜。
另外说个小插曲，还有一件事算是推动了解禁的最后一步。1978年台视拍的《少年游》就是部换皮盗版的《鹿鼎记》，它的爆火也成了推动金庸小说1979年在台解禁的重要助力。
当时金庸小说还在台湾禁书名单上，台视眼馋港版《鹿鼎记》电视剧的热度，又没法直接正版翻拍，就想出了“改名换姓”的盗版招数。剧中韦小宝改成“陈小宝”，陈近南改成“林栋”，康熙改成小王爷，连《四十二章经》都换成了“金木鱼”，剧情还硬加了身世之谜这类琼瑶式狗血情节，硬生生把武侠剧改成了家庭伦理风，就为绕开审查。
这部剧开春播出后直接创下收视高峰，夏玲玲反串的“陈小宝”虽造型和人设和原著相去甚远，却依然获得观众喜爱。这一盛况清晰地告诉当局，金庸作品在台湾有着极强的群众基础，此前的封禁早已挡不住民众对这类作品的需求，盗印书、魔改剧的流行反而凸显了官方禁令的尴尬。
《少年游》在荧幕上的广泛传播，让原本被当局扣上“有统战毒素”“危害社会安全”的金庸作品，变成了大众津津乐道的通俗娱乐内容。这种传播效果消解了此前官方对金庸作品的负面定性，也让出版人沈登恩游说当局时底气更足了。
于是，台当局在1979年9月对金庸小说正式解禁，正版书籍和影视作品旋即开始走进读者和观众的眼帘。不过，《射雕英雄传》的书名还是有点争议，出书时只好以《大漠英雄传》出版，直到1985年才恢复原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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