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发现，中国濛溪河遗址群或将改写史前世界历史

作者：宋翔（翔子史前推理师）

四川资阳濛溪河遗址，这一沉睡了5万至8万年的远古遗珠，虽然目前仅仅只挖掘了250平米的面积（两间教室大小），但已经震惊世界！它不仅将改写中华文明史，相信随着更广范围的发掘，更多成果的涌现，濛溪河遗址连同其附近的资阳人遗址、鲤鱼桥遗址、龙垭遗址等数十个史前遗址群甚至还可能将改写世界文明史，其带给世界的冲击力、影响力及学术意义恐将不亚于三星堆！

一、濛溪河文化遗址：用火与文明的曙光

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濛溪河中上游左岸，其年代经光释光测年法测定，距今约5万—8万年，正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过渡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是现代人起源与扩散的重要时段，而濛溪河遗址的发现，为我们了解早期人类在这一阶段的生活图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在遗址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大量烧骨、炭化植物等用火遗迹，尤其是明显人工用火的火塘，其组合关系明确指示了远古人类用火行为的存在。恩格斯曾言：“火是文明的曙光，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用火行为不仅体现了早期人类对自然力的初步掌控，更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

燧人氏，作为中国传说中“钻木取火” 的始祖，其活动年代约在3万年前左右。《路史》中记载，燧人氏“观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钻燧”，并且 “上古之人，茹毛而歃血食，果瓜虫鱼，膻腐馊漫，内伤荣卫，殒其天年”，燧人氏的出现改变了这一状况。蜀地自古多天然气火井，《蜀都赋》中便有 “炎火井” 之记载，描绘了蜀地天然气燃烧的奇景，犹如遍地的火山（成千上万年持续燃烧的的长明火）。

濛溪河遗址5 - 8万年的用火痕迹与燧人氏的传说在时间和地理空间上高度契合。《路史》中还记载了燧人氏所在“不周之巅，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届，而无四时昏昼之辨。空同之北，北极钟火之山，地数百里无日月之光，犹蜀之漏天，常雨少出日者”。其描述了不周山巅的宜城，此地日月光照不到，没有四季和昼夜的明显区分。在空同之北，北极钟火之山，方圆数百里没有日月的光辉，如同蜀地天空常常多雨，很少出太阳。这表明蜀地多雨的气候特征由来已久，这种环境使得人们对火的需求更为迫切，也更有利于燧人氏的用火技术在该地区得到重视和传播。进一步印证了燧人氏文化在蜀地的存在和影响。

这些考古与文献的相互印证，为燧人氏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也让我们对早期人类在蜀地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二、濛溪河遗址：印证《山海经》之“广都之野”

更令人惊叹的是，濛溪河遗址所展现的生活场景，与《山海经》中对“天下之中，广都之野”的描述高度吻合。《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明代学者杨慎在《山海经补注》中明确指出：“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如清代王念孙的统计和袁珂的解释，都进一步印证了都广之野与成都平原的关联。

濛溪河遗址出土的大量动植物遗存，如大熊猫、犀牛、象等动物化石，以及丰富的植物种子、果实等，与《山海经》、《诗经》《蜀都赋》中所描绘的上古蜀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相呼应（如大雁，与资阳至今以“雁”命名有关）。这些发现不仅为古代文献记载提供了考古学印证，更让我们得以窥见远古时期成都平原及其周边地区生态系统的繁荣与多样。

濛溪河遗址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其饱水埋藏环境，使得大量有机质遗存得以完好保存。遗址中发现了疑似有加工痕迹的橡果、有刻划或切割痕迹的动物骨骼、火烧过的种子和动物骨骼等，这些遗存反映了早期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广泛利用以及初步的象征性行为。这种对自然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利用，体现了早期人类认知能力的提升和技术的进步，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复杂化和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关键线索。

包括濛溪河遗址在内的资阳鲤鱼桥遗址（20000万——6000年）、资阳人遗址等数十个资阳新旧时期遗址群所呈现的动植物风貌，也反证了四川盆地应是《山海经》、《诗经》的重要采集地。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非强调濛溪河遗址位置就是《山海经》里的“广都之野”，而是想表达的是，濛溪河所在的四川盆地川西平原，至少从8万前年起便已经具备了《山海经》里“广都之野”所描述的场景条件，这是目前其他地方不具备的。这至少从考古的角度，为《山海经》采集自蜀地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三、濛溪河史前文化遗址群为当代人类源于中国西南提供有力佐证

濛溪河史前文化遗址群为当代人类起源提供了有力证据，尤其是新旧石器在同一区域从8万年到六千年无断层过渡更是有力证据。濛溪河遗址的考古发现，不仅展示了早期人类生活的丰富细节，也为我们理解人类的起源与迁徙提供了新的线索。遗址中发现的大量石器工具、动物化石和植物遗存，反映了早期人类在这一地区长期连续的生活与繁衍，这种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无断层过渡，进一步支持了四川盆地作为人类起源地之一的理论。

例如，《大英国志》一书中提到“人类皆出于亚西亚洲，后散居四方”，表明至少在一百多年前，欧洲已有主流共识认为人类起源于亚洲。而现代科学研究也不断支持这一观点，如欧洲权威科研机构通过对古DNA检测，发现现代欧亚人父系源于东亚南部，中国人类学权威期刊《人类学学报》也发表了相同结论的报告，指出“现代人类起源于东亚，具体是在中国西南部”。这些证据与濛溪河遗址的考古发现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一个有力的论述框架，进一步强化了四川盆地在人类起源和文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四川省社科院李后强教授也通过大量跨学科论据研究认为，人类可能起源于喜马拉雅山脉，最早进入四川盆地活动，这也与四川盆地作为人类起源地的结论相契合。

眉山坛罐山遗址和遂宁桃花河遗址的考古发现进一步支持了四川盆地作为人类起源地的观点。坛罐山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其地层堆积清晰且连续，为典型的河流阶地二元结构。根据光释光测年，遗址有石制品埋藏的地层最老年龄当不低于20万年。这表明在中更新世中期，古人类就在这一地区活动，使用石器工具。坛罐山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成都平原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为构建成都平原乃至四川盆地旧石器年代框架、完善工业体系以及探讨早期人类生存策略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遂宁桃花河遗址同样位于四川盆地，其年代也追溯到20万年前。这两个遗址的发现，与濛溪河遗址共同构成了四川盆地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

主流说法是当代人类在5-10万年前从非洲扩散到世界，但四川盆地的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在5-10万年前甚至更早，该地区已经存在高度发展的旧石器文化，且濛溪河遗址从8万年到5万年已经进入旧石器现代人类状态，这与非洲起源说是矛盾的。因此，这些考古证据为重新审视人类起源提供了新的视角，进一步支持了四川盆地作为人类起源地之一的理论。

四．资阳有着深厚的华夏渊源

资阳这片古老的土地，自古以来便与华夏先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洪荒时代，黄帝后裔尧帝的第九子姬资，就与资阳结下了不解之缘。据《元和姓纂》、《姓氏考略》等记载，姬资曾协助大禹治理水患，因治水有功受封于资阳，称资子，其后裔在此繁衍生息，形成资邑。这表明在远古时期，资阳就已成为华夏先祖活动的重要区域。《路史》中关于益州资国黄帝后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资阳在华夏文明中的重要地位。资国作为黄帝后裔的封地，其发展与华夏文明的演进紧密相连。资阳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不仅反映了早期人类的活动与繁衍，也展示了中华文明在这一地区的深厚根基。

进入东周时期，资阳孕育了孔子的老师苌弘。苌弘，字叔，是周代著名的学者、政治家，他通晓天文、历律和音律，其学识和地位对孔子编写修改《乐经》、《春秋》有极大帮助。资阳境内至今仍保留着许多与苌弘相关的遗迹，如苌弘洞、苌弘桥、苌弘墓等，这些都见证了苌弘在资阳的历史印记。

资阳濛溪河遗址的发现，与苌弘、姬资等华夏先祖在资阳的活动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资阳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一的历史脉络。由此也可以证明古蜀地并非汪洋大海，也非文明的蛮荒之地。

五、濛溪河文化遗址群为三星堆文明的本土原生性提供有力佐证

三星堆文明的起源长期以来存在多种观点，其中一种主流观点认为三星堆文明是从中原经西北岷山传入四川盆地的，依据之一是茂县营盘山遗址有6000年的历史，而成都平原被认为没有6000年前的遗址。然而，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正在改写这一认知。

濛溪河遗址的发现将四川盆地人类活动的历史追溯到5万至8万年前，表明该地区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有古人类繁衍生息。此外，资阳鲤鱼桥遗址距今约20000——6000年，成都羊子山祭祀台遗址距今约1.3万年前，三星堆濛阳五块石遗址10000万前，这些考古成果共同构建了四川盆地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连续不断的文化序列。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四川盆地不仅在旧石器时代有着连续的人类活动，而且在新石器时代也发展出了本地的原生文明。三星堆文明更可能是从这些本地文化中发展而来，而不是从外部传入。濛溪河遗址作为四川盆地重要的考古发现，进一步丰富了该地区早期文化的序列，为研究三星堆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

总之，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濛溪河遗址等考古发现正在为我们揭示更多关于早期人类的奥秘，其在中华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将愈发凸显，改写并重塑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濛溪河史前文化遗址群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远古文明的大门，更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丰富了我们对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活的认识，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实证。截至目前，濛溪河遗址仅仅只发掘了250平方米很小的范围。未来，随着更大面积更多考古成果的涌现，我们有理由相信，濛溪河遗址群不仅将在中华文明史的研究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或许还将改写史前世界历史。本文作者：宋翔（翔子史前推理师），原中央电视台（CCTV）导演。新锐独立历史学者。首创“四川盆地华夏源地”理论体系，致力于通过神话文本反推当代文明传播路径，重构中华文明起源史。

【濛溪河遗址背景资料】

濛溪河遗址的规模

遗址范围与发掘面积：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乐阳桥村，地处沱江支流濛溪河中上游左岸。2022年和202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计发掘面积250平方米。

遗存数量与种类：截至2024年，该遗址已出土石器、木器、骨器、动物化石、植物遗存等超过10万件。其中，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刮削器、尖状器等；动物骨骼可鉴定的有3纲、7目、12科、13种属，包括熊、犀牛、大象、牛、鹿等；植物遗存初步鉴定出30余科，包括蔷薇科、壳斗科、豆科、莎草科等。

文化地层与年代：遗址地层平均约7.5米厚，堆积连续且清晰，主要文化层位于最下部约1.7米的红褐色黏土质粉砂层，距今约5万至7万年。

濛溪河遗址的意义

学术研究价值：濛溪河遗址是罕见的同时发现有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旧石器时代综合性遗址，是现代人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有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其丰富的遗存为研究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生计模式、人群迁徙、古环境地貌等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有助于进一步完善四川地区乃至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时空框架。

历史认知价值：该遗址的发现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早期人类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如疑似有加工痕迹的橡果、有刻划或切割痕迹的动物骨骼等，可能代表了早期人类利用动植物资源以及初步的象征性行为。同时，丰富的植物遗存改写了世界植物利用历史，为探讨采集的行为模式提供了可能。

文化与社会价值：濛溪河遗址的发现对于重新认识“资阳人”具有重要意义，为研究四川盆地旧石器时代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此外，该遗址的多学科研究团队从年代学、环境考古、古DNA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推动了我国在古植物、环境、气候及树轮年代学等领域的研究发展。

作者宋翔，新锐独立文史学者，翔子史前推理师公众号创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