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育婴堂埋婴案背后，金庸祖父辞官归隐，柳传志祖上财富累累......
光绪十七年（1891年）四月，镇江府丹阳县天主教堂之外，一窃贼乘夜色躲在篱笆外，想要进去偷些东西。
教堂房屋为中式房，共有平房二十多间，房屋后面有一片桑园，窃贼看见桑树林之中有着零星火光，火光渐渐靠近，几名传教士开始在桑园里挖起了坑，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些他根本听不懂的话。
待坑挖好，这些洋人将一些重物扔进坑洞之中掩埋。窃贼凝神仔细看去，那被埋的，竟是已经僵挺的小儿遗体！
窃贼惊慌恐惧，吓得没了盗窃的心思，扭头就跑。
围墙之中，铲土的声音还在继续着，这桩惊天的杀婴案，即将震动春日的小城……
一、火烧教堂，义士求死
4月12日，听闻天主教堂偷偷掩埋孩童遗体的丹阳市民们蜂拥而至，不过一会儿，天主教堂外的人越围越多。
民间早有传闻说，这些洋人会挖取人的眼睛和心肝作为药引，本来就对洋人深恶痛绝的老百姓们，嚷着要教堂给个说法。
传教士们站在门口，没有解决问题的态度，而是对前来讨要说法的百姓恶言相向。市民自然觉得他们是在刻意隐瞒着什么，强行冲进了教堂之中，有人发现桑树林之中有些新土，刨开一看，果然发现了孩童的遗体。
那人将孩子的遗体高高举起来，有人大哭，有人怒斥，突然有人大喊：“烧了教堂！烧了教堂！”也不知是谁点燃了一把火，教堂瞬间淹没在火光之中。
百姓们将挖出的孩童遗体收敛好带走，四散而去。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列强割地赔款，被迫对基督教解禁，传教士蜂拥而至，在各地开办教堂。血性的中国百姓知道这些传教士就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一步棋，形成民众反洋教的浪潮，和传教士之间的矛盾日渐激化，教民和不信教的老百姓之间也常常爆发矛盾，发生不少民事和刑事案件，也被称为“教案”。
19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教案发生最多的时期，到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大小教案的数量多达1600起。而如丹阳教案这般出现命案，大规模抗议火烧教堂的情况也很少。
教堂之中的洋人教士没有一人伤亡，但被中国人群起辱骂、教堂被毁让他们感觉到莫大的耻辱，引起了外国领事和公使的高度重视。丹阳知县查文清和镇江知府王仁堪先后到达现场，此案涉及到洋人，自然不能当作等闲民事案件看待。
丹阳市民张士洪第一个找到了查文清，这个平日被同乡嫌弃的无赖游民，对着两位父母官慷慨道：“发现孩子遗体的是我，纠集市民的是我，焚烧教堂和骂洋教士的人也是我，我今天愿为此而死。”
张士洪被关押下狱，查文清和王仁堪陷入沉思。
两位官员带人去了案发现场，挖遍了桑林，找出了70多具孩童的遗体。
触目惊心的是，这些遗体没有一个是完整的，要不被挖去了双目，要不被断下了四肢。查文清和王仁堪泪流不止，王仁堪压抑着怒火，对查文清说：“此其罪岂专在市民耶！”
二、为民请命，以官殉之
王仁堪，福建闽县人，光绪三年状元，直言劝谏、性格耿直，丹阳教案发生之时，他刚刚上任没有多久。
查文清，浙江海宁人，光绪年进士，1890年担任丹阳知县，次年4月份就发生了丹阳教案。
天主教堂埋着70具孩童遗体的事情很快传了出去，临近的无锡、金匮、阳湖、江阴、如皋等地的百姓接连发起驱逐洋教运动，他们烧教堂，赶走传教士，这期间的教案被统称为“辛卯教案”，轰动了全国，也惊动了朝廷。
英、法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屡次向软弱的清政府施压，清政府迅速派兵前往江苏弹压，前后撤了五名知县以平“洋老爷”的怒气。
王仁堪和查文清都是新官上任，还未完全站稳脚跟。面对着重重压力，两人再一次见面。
查文清询问王仁堪将如何处理此事，王仁堪说：“你我将心中所想写成一个字，看能否一致。”两人各自用手沾了沾茶水，在桌上写了一个字，查文清写了一个“放”字，而王仁堪写下了“走”字。
见此，两人不禁大笑起来。对于此案，他们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民请命，不济则以官殉。
当天晚上，张士洪就被无罪释放，查文清千叮咛万嘱咐，让他当夜远走高飞，不要回来。
查文清和王仁堪还找到另外37户参与烧教堂的百姓，他们一一上门通知，让他们能走则走，去外地投奔亲友，等到一切平息之后再回来。
按照大清的律例，查文清将案卷转呈王仁堪，王仁堪给两江总督刘坤一、江苏巡抚刚毅、江苏布政使裕长、江苏按察使周馥共呈递6篇禀问和一件谕帖，“伏求俯念愚蒙，将激愤情形，专疏入告，为民请命，据理力争”。
经过查、王二人的调查，在烧毁教堂之前，传教士们已经听到流言，说要拆了他们的教堂。所以案发前，教士和教民们已经将教堂里面大大小小的物件都搬走了。而且当日来找教堂讨说法的群众只有十余人，因为洋人一再阻拦他们，惹得百姓愤怒，才群起而攻之。
“一人激成众怒，纵火焚烧，旋即四散”。查文清和王仁堪认为，市民们刚开始并非是想寻衅闹事的，事后也没有趁乱抢夺，教堂之中的财物已经被搬空，也没有伤人性命，不能论抢劫罪论处。
除此之外，王仁堪和查文清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历年签订的中外约章之中，并未提到洋人有在中国开办育婴堂的规定。该教堂开办育婴堂，没有向当地官府备案批准，没有在门楣上明确标注内有育婴堂，“堂内并无生存之婴孩，附近居民亦无现充之乳媪”、“名为天主堂，不应有死孩骨；即兼育婴局，不应无活婴儿”，王仁堪认为洋教士才是过错最大的一方。
王仁堪的总结有理有据，都是通过真实而全面的资料给案件定性的，他给出的处理方式就是协商好赔偿数目，赔款修屋即可，但洋人对这个调查结果十分不满，借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
查文清最终受到了“撤任留缉”的处分，因查文清一直认定“事起仓促，犯无主名，无从着追”，不愿因此事抓捕任何一个老百姓， 一个人抗下了“纵逸”的罪名。
朝廷之中不少正义之士都为查文清鸣冤，四品给事中洪品良给朝廷上奏折，曰“祸由教堂自取”。王仁堪也在到处为查文清说情，竭力争取撤销对查文清的处分，他一再声明，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案子上面做出了让步，此后洋人只会得寸进尺，再有教案发生，恐怕更加难以结案。
刘坤一斥责王仁堪“迂”，查文清“戆”。但两人近乎执着地保护着老百姓，连官都可以不要了，刘坤一最终还是心软了，同意由当地赔偿教堂的损失，不追求烧毁教堂的责任，但查文清的处分是不能撤回了。
3个月后，查文清“以絓误去官”，王仁堪继续留任镇江知府。
三、弃官归隐，身后殊荣
“戆”这个字的意思是傻，笨，鲁莽。查文清真如刘坤一所说的蠢笨吗？
根据张素《辛卯教案始末纪》记载，丹阳教案发生之时，查文清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官员，他并没有指挥救火，而是想方设法将所有的洋教士救了出来，眼看着教堂20间房屋付之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