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到一分钱，却要背负数百万债务，公司经营受创，七年时间全耗在维权上，只盼能还原事实真相。” 浙江杭州商人俞某平的遭遇，让一起民间借贷纠纷背后的诸多疑点浮出水面。一笔约定用于公司转贷的 500 万元借款，未实际交付分毫却引发诉讼，俞某平方在二审中提交关键新证据未被采信，法院未开庭便维持原判，程序合规性遭质疑，三级法院三次认定借款金额相差 230 万，当事人多次通过司法途径维权但始终未得合理答复，这场持续七年的维权之战，引发公众对案件公正审理的关注。
借据已成真债务？500 万借款未到账却引诉讼
2012 年 8 月，俞某平的公司因银行转贷急需短期资金，经案外人张某良介绍，向棋牌室经营者郭某平出具 200 万、300 万两份合计 500 万元的借据，明确约定 “借款用于公司转贷，最长使用十天”，好友富某兴为其提供担保。
（图片由当事人提供）
然而，借据签署后，俞某平始终未收到任何款项。关于款项去向，出资方说法自相矛盾：郭某平声称“按俞某平指示交付给张某良”，却无法提供书面授权文件，俞某平方坚决否认曾给出该指示；款项金额更是混乱不堪，郭某平主张交付 430 万元，张某良自认收到 370 余万元（含预先扣息120万元），实际经手人、张某良公司副总蔡某逵仅认可收到 247.5 万元，且所谓 “现金交付” 部分无任何旁证。更关键的是，这笔款项最终被张某良挪作私用，与约定的公司转贷用途毫无关联。
（图片由当事人提供）
值得警惕的是，出借人郭某平的放贷规模与其职业身份严重不符。萧山区人民检察院函件明确指出，郭某平 “依其职业，明显不具备出借能力”，“不排除违规放贷嫌疑”。据悉，2013-2014 年间，郭某平以原告名义提起 12 起民间借贷诉讼，涉案金额累计达 2500 余万元，其资金实际来源于案外人鲁某锋，涉嫌无资质从事非法放贷业务。
三级法院三次定数：230 万差额背后的事实认定迷局
2014 年，郭某平凭 500 万元借据起诉，其提交的录音未体现俞某平承认收款，《情况说明》是俞某平被限制人身自由后签署的非法证据，却被原审法院采信。
案件历经三审金额屡变：2014 年萧山区法院一审：500万元的“借据”实际是一张空头支票，在事实非常清楚的情况下，让原告无限期补充虚假证据，仅凭原告律师的调查笔录及所谓的录音资料认定500万元的金额全部交付，判令俞李平承担还款责任。
2019 年萧山区法院再审一审：经检察机关抗诉后，在无新证据补充、现金交付无任何依据的情况下，推定交付金额 380 万元，维持原审判决；
2020 年杭州中院终审调至 270 万，采信蔡某逵笔录却未回应 “无借款人授权交付” 核心异议，俞某平认为该交付对其无效。
此外，原审法院违规合并无关借款案件审理，还款抵扣顺序认定不当，加重当事人负担。
（图片由当事人提供）
（图片由当事人提供）
审理程序存多重疑点：合并审理、证据采信遭质疑
俞某平与富某兴的维权屡屡受挫，案件审理程序的合规性成为核心争议点。一审期间，俞某平一方提交的抗辩证据未被充分考量，而法院却接纳了举证期限届满后补充的证据、未完成质证的调查笔录及存有争议的录音材料，让当事人质疑判决存在争议错误。
杭州中院在终审阶段存在程序上的错误，俞某平方提交关键新证据，试图还原 “未授权交付”“款项未到账” 的事实，却未被法院采信。更令人费解的是，二审法院未开庭审理，便直接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程序上涉嫌违法。
三笔借款合并审理合规性存疑。1490 万元与 500 万元两笔借款，主体、用途等均不同，依法应独立诉讼，原审法院却以“同一保证人”为由合并审理，违反《民事诉讼法》“共同诉讼需当事人同意”的规定，当事人质疑此举为出借人拼凑金额、掩盖虚假诉讼提供保护。
此外，法院未充分核查郭某平放贷疑点，关键证据采信无详细依据，当事人恳请全面核查审理程序合规性。
七年维权损失惨重：多重诉求盼公正处理
七年时间里，这起债务纠纷给俞某平与富某兴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俞某平经营的公司因债务纠纷信誉受损，正常生产经营陷入困境，间接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担保人富某兴已被法院执行款项250万余元（不含利息），俞某平被执行款项220万余元，二人财产均遭受严重损失。
一笔未实际交付的借款，为何三审仍争议难平？郭某平放贷是否违法？审理程序是否合规？相关审判人员及部门是否存在失责渎职行为？600 余万元损失能否公平处置？这起七年民间借贷纠纷，早已超出个体权益之争，更牵动公众对司法公正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