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角度：“孙锺种瓜”与东吴孙氏
孙 国 有 （2025年3月21日）
江西的，或从江西迁出的孙氏宗族，几乎都以三国东吴孙氏为祖源，以“孙锺种瓜”传说为祖宗信仰，而分叙于三国东吴孙氏家族的不同分支之下，成为中华孙氏中的一个特殊支系。无疑，这与三国东吴的历史密切相关，所以，必须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探寻其社会历史背景。
一 “孙锺种瓜”传说与中国人的生活智慧
以民间传说为祖宗信仰，并不罕见。《史记·五帝本纪》曰：“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余尝西至崆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禹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古文”，应是指《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世本》等古代文献。司马迁作《史记》之前的游历很广，所到之地的长老往往都自称他们那里就是“黄帝、尧、舜、禹之处”。既然各地都有当地的黄帝传说，相互之间必有差异。这应该是同一个历史传说随着华夏民族的多向发展和分部迁徙而“落地”于各自所到地区的结果。这并不妨碍华夏民族在异中见同，求同存异，共同以“黄帝”为“人文初祖”，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和发展。现在，国家每年都举行轩辕黄帝公祭，无论是有幸亲临，还是通过影视观瞻，都能令华夏儿女热血满腔，心灵升华，家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是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对我们处理关于祖先传说的类似问题，也有重大的启示和典范作用。
“孙锺种瓜”的故事涉及“阴宅风水理论”。历史上，仰韶部落遗址中便有了阴、阳宅的区分。然而，孔子时代尚无祈求祖宗庇佑的概念，当时对坟墓的安置仅出于礼制的需要。春秋战国之末，礼崩乐坏，墓葬才全面走出“不封不树”阶段，“庇护”的概念乃随之而日渐显露。秦时有樗里子“葬地兴旺”之说。《汉书》有袁安葬父得地而后代世为上公的记载。到后汉，这种葬地兴旺的说法开始盛行起来，有一些书生文士，为了死者后代繁昌而代人寻求葬地，充当风水师了。后世有伪托于晋郭璞的《葬书》一书，总结其理论要点，有“气说”“藏风得水说”“形势说”“四灵说”等。现代，天津大学的学者，以住宅为主要对象，将其称为“建筑环境心理学”。
“孙锺种瓜”故事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版本。最早见于南朝梁沈约撰《宋书·符瑞志》：“孙坚之祖名孙锺，家在吴郡富春，独与母居。性至孝。遭荒岁，以种瓜为业。忽有三少年诣锺乞瓜，锺厚待之。三人谓锺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当出天子。君可下山百步许，顾见我去，即可葬也。’锺去三十步，便反顾，见三人并乘白鹤飞去。锺死，即葬其地。地在县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天，衍数里。父老相谓此非凡气，孙氏其兴矣。”显然，《宋书·符瑞志》的如上说法，不过是东吴以后的好事者或风水师用当时流行的墓葬风水理论来附会东吴孙氏迅速崛起的历史事实罢了。
《武宁县志·古迹考》：“锺陵、瓜圃，在县东南八十里，长乐乡五十三都。世传汉孙锺少贫，种瓜于此。有三仙人常过焉。锺每馈以瓜。锺母丧未葬，仙谓锺曰：‘承公厚意，今与子葬地。’锺回首看三人化白鹤飞去，锺遂葬母。后生子坚。坚生策与权。其山号吴王峰。”可见，《武宁县志》改《宋书》“
孙坚之祖名孙锺”为“后生子坚”，改“锺死，即葬其地”为“锺遂葬母”，又改“乘白鹤飞去”为“化白鹤飞去”。据《中国历史地图集》，三国吴、西晋时期有“锺陵”县，不过不是在武宁县城东南，而是在今进贤县城西北。三国吴置“锺陵县”，其命名意涵与孙锺或锺母葬地有无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清光绪九年《溧水县志·名胜志》：“孙锺种瓜井在县西上方寺中，井上刻字，云唐贞元记寺前有瓜田，相传即孙锺种瓜处。”《二氏志》引旧志：“孙锺，富春人，吴孙权之祖也。早孤，事母孝。尝流寓于此，种瓜为业。一日，有三少年造锺乞瓜，锺事之唯谨。三少年曰：‘山下有善地，可葬。君顾我行有异状，即其地也。’三少年行数百步即化鹤飞去。后锺子孙果昌，至今其地曰‘思鹤乡’，有井曰‘孙井’”。《溧水县志》所言之地在今小茅山上方寺村，村旁有古银杏一株，传为孙权母手栽，屡经雷火，仅存半边空壳，据此推测该树直径约为3米，周围分蘖成林。注意，《溧水县志》未言谁葬于此，而“三少年”的行事方式与《武宁县志》的“化鹤飞去”相同。
民国二十八年《龙门孙氏谱序》：“孙冈鹤墓，属桐庐境，振阳公葬母处。”可见，浙江龙门孙氏的“孙锺种瓜”传说，其实是将《宋书》版“孙锺种瓜”增加葬母于桐庐的内容。《谱序》称锺母墓为“鹤墓”，与《宋书》不一致。“振阳”，孙锺的字，仅见于龙门孙氏，不知何据。
比较四种版本的“孙锺种瓜”传说，它们的故事发生地，“三仙”的行迹，“墓葬”的墓主和地点，等等，各有差异，连“孙锺”是孙坚的祖父还是父亲也不一致，说明它们都是民间传说。这四种版本足以代表一般情况，还有江苏盐城和丹阳等地也有“孙锺种瓜”传说，就不一一胪列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传世的史料只会越传越少，收集历史信息会越来越困难，以至于不可能。而民间传说则与此完全不同，一般都具有越传越多，越说越奇的特点。据此特点来看，《宋书》的“孙锺种瓜”传说出现较早，应在西晋平吴之后，而其他版本则出现于南朝梁（502—557）之后。其次，民间传说可能附会某些历史事件（称为“原型”），但并不以反映历史真实为创作目的，一般不宜直接将其内容当作历史记载来引以为据，所以史料价值不大。例如，不能把“孟姜女哭长城”当作真实的历史事件。
二 东吴孙氏的先祖
据《春秋左传》，“孟姜女哭长城”故事的原型是公元前550年发生于齐国的“杞梁妻哭夫”，后经历代流传，逐渐改变成今天的样子。“孙锺种瓜”故事的原型应与东吴孙氏先祖的平民身份有关。
㈠ 三国东吴孙氏的先祖世代为平民
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东吴孙氏的先祖从孙武开始，就世代做官，只有孙锺为平民。但《三国志·孙破虏传》说的却是：“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导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壮之烈。”既然孙坚是“孤微发迹”，其先祖就不会只有孙锺一代为平民。《晋书·孙楚传》记载：太原中都孙氏的孙楚为将军石苞撰写致东吴皇帝孙皓的书信，说：“吴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时扰攘，潜播江表。”意为：东吴孙氏的先祖，在荆州（孙坚）和长沙（孙策）时才开始为人所知，不过是利用东汉末年的混乱，在江南一带发展势力罢了。这是大才子孙楚为晋朝官员起草的外交书信，不会是凭空乱说。可见，东吴孙氏的先祖，原来确实是身世孤微，到孙坚才突然崛起，到孙策、孙权才鼎立江东，并不是世代为官。
正史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不记载没有名分的平民之名。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举手可得。例如，《北史·孙惠蔚传》除了孙惠蔚之外，只记载其子伯礼、其族曾孙灵晖，以及灵晖之子万寿。而其他直系亲族均未记载，应皆为平民。又如《旧唐书·孙逖传》，除了孙逖之外，有曾祖仲将，祖希庄，父嘉之，子宿、绛、成，弟遹、遘、造；还有宿之子公器，公器之子简、范，简之子纾、徽。这是五代后晋的刘昫等依据唐代档案而录写的历史信息。《新唐书·孙逖传、宰相世系表》把孙惠蔚说成是孙逖的远祖，又让孙灵晖做了孙惠蔚的曾孙。总之，能进入史籍记载的，一般都是做官的，至少也是“登进士第”有做官资格的人。
《三国志》记载孙坚“年十七，与父共载船至钱唐”。可见，孙坚之父没有名分，对于史籍撰写者来说哪怕只是举手之劳，也不能写入史书。《三国志》还记载了孙坚有兄孙羌、弟孙静、再从弟（共曾祖父）孙儒，但是未记载其父、祖、曾祖及以上先祖之名，也表明他们都是平民。
《三国志》记载东吴孙氏的祖籍地在吴郡富春，即今浙江富阳。不难想象，世代务农的富春孙氏，自孙坚突然崛起，为王、为帝，鼎峙一方，在风水家和好事者眼中看来，这是一件特大奇事，一定是与其先祖的墓葬风水有关，值得大书特书。于是，便有孙锺种瓜遇仙得吉地的故事在社会中流传开来。可见，“孙锺种瓜”传说的原型应该是东吴孙氏先祖中的种瓜农民，这也反映了东吴孙氏若干代先祖都是平民的历史事实。
如前所述，只有《宰相世系表》上的“东吴孙氏先祖”才是“世代仕宦”，可惜，那些人名，有的与史籍记载谬以千里，而大多数人名在《新唐书》之前的史籍上根本不见踪影，都是唐孙逖家族编造的结果。可是，至今还有不少人对此津津乐道，实在没有必要。
㈡ 三分归一统之后的东吴孙氏宗族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与多地成为“孙锺种瓜”传说的流传地密切相关。据《三国志》，277年三月，东吴皇帝孙皓降晋，晋龙骧将军王浚最先到达吴都城受降。琅邪王司马伷又以孙皓将东吴印绶送交与他，派使者遣送孙皓，“皓举家西迁”。五月，到达西晋都城洛阳。也有孙皓的非直系族人随之西迁，例如，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孙河（本俞姓，孙策赐姓孙，入宗籍）的曾孙孙丞，东吴黄门侍郎，吴平赴洛，任范阳涿令，甚有政绩。《资治通鉴》的记载为：“琅邪王伷遣使送孙皓及宗族诣洛阳。五月丁亥朔，皓至。”“朔”，农历每月的初一日。按《资治通鉴》的说法，孙皓和东吴皇族的主要成员都被西晋迁到洛阳安置，以便就近监控。
可是，西晋平吴之后不久，便发生了皇族内战，史称“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几年，引发了少数民族暴乱中原的“五胡乱华”。西晋政权在内部恶斗和胡人暴乱中走向灭亡。311年，羯人石勒攻陷洛阳，掳晋怀帝至平阳，西晋迁都长安。316年，匈奴刘曜又攻陷长安，晋愍帝投降，次年被杀；司马睿即位于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社稷倾覆，国土板荡，中原汉族遭到史无前例的残暴掳掠和野蛮屠杀，陷入人间地狱，史籍所载，千载之下仍令人惊悚。大批汉族士民被迫渡过长江避难，史称“永嘉南渡”（“永嘉”，晋怀帝年号）。在这种形势下，此前被西迁到洛阳的东吴孙氏族人也会随众南迁。当然，也有出土唐代墓志自称西迁东吴孙氏之后，说明有人并未随宗族大部南迁。
㈢ 南渡后的去向
一方面，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如果回到原籍吴郡富春，或东吴的另一都城武昌（今鄂州）地区，势必会受到司马氏东晋政权的猜忌和干涉。而豫章地处富春和武昌两地的中间地带，对于东吴孙氏隐居避难有特别意义。另一方面，据《三国志》，东吴孙氏与豫章的渊源颇深，例如：孙羌之子孙贲于建安十三年（208）击败刘繇，平定豫章郡，领太守，在官11年，卒。其子孙邻才9岁，代父领豫章，在郡垂20年，治绩称著，召还武昌，任绕帐督。在东吴宗室中，孙贲父子对东吴平定江南的贡献是比较大的。《晋书·孙惠传》还记载了孙贲的曾孙孙惠。孙贲胞弟孙辅，按孙策的计谋，相机占领豫章郡南部，孙策在此设置庐陵郡，并命孙辅为太守。黄武七年（226），孙权封次子孙虑为建昌侯。永安五年（262），孙休立长子孙为太子。元兴元年（264），孙休崩，孙皓继位，封孙为豫章王。虽然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孙虑和孙本人都没有到封地去“就国”，但豫章在孙氏族人心目中的印象还是特别深的。赣北地区，春秋时期属于扬越（古代部族名）之地，经过两汉三国的初步开发，山川清幽，物产丰富，并且距离长江渡口不远，特别能吸引南渡者前来避难隐居。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有“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的内容，应是大批中原士民“元嘉南渡”迁来此地避难的现实情景激发了陶渊明的创作灵感。总之，从东吴孙氏族人的现实处境，以及他们此前对豫章地区的印象来看，南渡后，他们分散到豫章郡、庐陵郡各地居住生活，应当是合适的选择。经过以上分析，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江西和源出江西的孙氏宗族基本上都以三国东吴孙氏为祖源了。
据《三国志》，西晋安置孙皓家族，“进给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谷五千斛，钱五千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还给孙皓的十二个儿子都安排了官职，另有官俸。这些资源足可供养百人，就是说，西迁的东吴孙氏宗族人口上百。不到一年后，“皓死于洛阳”，待遇有何变化，不明。南渡豫章之后，官府的待遇是不会再有了。世代务农后经过短暂崛起和辉煌的东吴孙氏，这时已远离政治舞台中心，回归先祖耕田而食、凿井而饮的农耕生活，彻底成为普通平民了。
三“孙锺种瓜”成为东吴孙氏后裔的祖宗信仰
东吴孙氏以“孙锺种瓜”为祖宗信仰，是与他们的历史遭遇分不开的。
㈠“孙锺”成为东吴孙氏祖宗神的原因
从东汉末到隋初，我国实行士族制，将各大家族分为士族和庶族。士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许多特权，需要用官修谱牒来公布和管理士族集团的组成。为了防止庶族假冒为士族，又严厉禁止平民百姓（即庶族）私修谱牒。唐代，士族制虽已废除，但魏晋以来的旧士族在社会上仍有重大影响，又出现新的豪门，官府还继续编辑谱牒。唐宪宗命博士林宝纂辑的《元和姓纂》，就是历史上最后一次的官修谱牒。
东吴孙氏南渡后回归祖先的农耕生活，成为普通平民，这样的时光过了六七百年。在这个漫长时期的史籍中，未见有豫章孙氏家族成为著名的士族，说明他们没有进入当时的官修谱牒。他们对先祖的记忆，主要是口耳交接的代代相传。或许有部分私谱，因属非法（宋以前不允许庶民修谱）而不可能持续数百年，也很难流传到后世。直到宋代，士族制终结，朝廷停办官谱，允许普通百姓修辑宗谱，收集、整理、编纂先祖世系也成为各地孙氏宗族的课题。但是，由于前述历史原因，各孙氏宗族已不可能具有完整的先祖世系资料传世。这也是所有姓氏的普遍状况。即便如孔子后裔，虽自汉代开始几乎每代都有世袭的“衍圣公”，然而，在宋代之前，孔氏家谱每世只记一个宗子而不记支庶成员。因此，孔氏也没有完整的先祖世系。直到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才有孔子第46代孙孔宗翰倡议广收资料，支庶兼采，合而修之，改变了这种状况。由此可见，孙氏缺乏完整的先祖世系资料，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民间传说“孙锺种瓜”何以成为孙氏宗族的祖宗信仰？综上所述，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①正史一般不记载平民姓名，②宋以前不允许平民修辑谱牒，造成各姓氏宗族都缺乏完整的先祖世系。如此时间一久，“孙锺”和“孙锺种瓜”便成为东吴孙氏族人对孙坚以前的先祖的唯一记忆，从而成为他们的祖宗神。
㈡ 东吴孙氏后裔的迁徙和“孙锺种瓜”传说的落地
西晋之后，西迁东吴宗族“永嘉南渡”豫章。迁居豫章后也不会是集中聚居在同一地区，而是分散于江西多地。还有其他东吴孙氏宗族也因各种原因而分散迁徙于各地。迁居新地，都需要重新创家立业，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难过程中，有振奋精神、团结族人、相互扶持、共度时艰的需要。在新居地获得安定生活之后，又有缅怀祖先和加强宗族凝聚纽带的需要。这些需要自然会令各地的孙氏宗族根据当地的风俗人情、地形地物，以及宗族情况，把共同信仰的“孙锺种瓜”传说的故事情节和发生地点作相应的调整。这就造成各地的“孙锺种瓜”故事之间出现差异。“孙锺种瓜”传说被带到迁徙地，并赋予当地特色，内容也随之而有所变化，成为各地孙氏宗族的祖宗信仰和凝聚族人的纽带，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落地”。可以想象，在“孙锺种瓜”传说“落地”的过程中，自然少不了有当地的好事者和风水师参与其中。
例如，浙江龙门孙氏将《宋书》的“孙锺种瓜”传说增加孙锺葬母于桐庐的情节。《溧水县志》的“孙锺种瓜”的故事地点在小茅山，故其“三少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茅氏三兄弟”。据晋葛洪撰《神仙传·茅氏》，秦时，有茅氏三兄弟得道成仙，溧水小茅山和句容大茅山就是他们在江南的修行处。大茅山的道观至今香火兴盛。武宁县的“孙锺种瓜”故事内容最丰富，除了瓜田、卖瓜处、锺母墓，甚至还有孙墓。
到宋代开放谱禁，不同地区的东吴孙氏后裔开始修辑宗谱，分叙在东吴孙氏成员孙策，孙朗、孙登、孙虑、孙皓、孙等人的名下，成为不同的宗族。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还未见有孙氏自叙为孙羌、孙静、孙儒等其他东吴孙氏成员的后裔。为什么无人直接以孙权为祖呢？据说，这是因为编谱有个惯例：普通百姓不能上联于天子。江西武宁、丰城和浙江龙门的孙氏都自叙为孙后裔，但因所处地域不同，成为不同的孙氏宗族，奉行的“孙锺种瓜”传说和孙世系也互有区别。因为缺乏自宋代之前到孙锺的完整世系资料，这些分支自叙祖源和世系存在不确切之处，也就不难理解了。
㈢“孙锺种瓜”传说的文化价值
如前所述，“孙锺种瓜”传说产生于“阴宅风水理论”的流传，也可以说是三国东吴孙氏先祖为平民的历史事实的曲折反映。“孙锺种瓜”传说出现相互差异，并成为各地东吴孙氏宗族的祖宗信仰和凝聚纽带，则是由于分迁各地的东吴孙氏后裔对宗族生活的需要和先祖世系资料的缺乏。
这些都是在历史上形成的，都是同一个“孙锺种瓜”传说落地于不同地区的结果。这样，自然也就谈不上谁对谁错，就像“孟姜女”的故事有不同的版本而谈不上对错一样。它们与不同的孙氏宗族相联系，代表各地孙氏宗族的祖宗信仰，也没有好坏之分。继承华夏先民处理各地黄帝传说的智慧，就可以异中见同，求同存异，同尊一个“孙锺”为祖，而淡化各地“孙锺种瓜”传说之间的差异。其次，由于世事繁杂和时间流逝，追溯这种差异的形成过程已经成为不可能、不必要和无意义的虚假议题。因此，笔者建议，要尊重各地孙氏宗族的祖宗信仰，没有必要在各地的“孙锺种瓜”传说之间争论谁对谁错。可是，还是有人打着研究“孙吴文化”的幌子挑动这样的争论，谎话连篇，驴唇不对马嘴，说自己选中的地区才是“孙锺种瓜的首选地”，其实是自作聪明，以为天下人尽可欺，付之一笑可也。
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不言而喻，如果还有人因为“孙锺种瓜”故事中有孙氏先祖葬于风水宝地而后代崛起的说法，就遐想蹁跹，那也是十分可笑的。我们应当关注的是：这些传说，除了作为各地孙氏宗族的祖宗信仰，可以继续作为各孙氏宗族内部的血缘关系标识和凝聚纽带之外，同时还有值得继承和发扬的共同的文化价值。例如，鄂州孙氏有一副祖堂楹联，内容为：
尚武崇文书著兵经安华夏汉关秦月
尊亲爱众堂铭孝义化山川舜雨尧风
上联说的是孙武，下联说的是孙锺。“汉关秦月”，取自王昌龄诗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舜雨尧风”，取自杜甫诗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和毛泽东诗句“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有人提出，孙锺种瓜不能与孙武著作兵书相比，认为此联失配。此言颇有深度。其实，百善孝为先，传统孝道事关人心的教化和社会的文明。所以，楹联下联突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大孝思想，是可以与上联的孙武著兵书相提并论的。可以说，“尚武崇文”和“尊亲爱众”正是孙氏历史文化所具有的事功淑世和精神超越两个层面的重要价值。
四 结 语
①“孙锺种瓜”传说的产生，与东吴孙氏先祖世代务农，至东汉末年有孙坚父子迅速崛起，以及“阴宅风水理论”在东汉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流行相关。
②江西，以及以江西为祖籍地的孙氏宗族大多自叙为东吴孙氏后裔，与西晋平吴后迁徙东吴孙氏宗族至洛阳，西晋皇室内战导致“五胡乱华”，引发“永嘉南渡”，西迁东吴孙氏宗族的大部分成员渡江迁至豫章地区避难密切相关。流行于世，且有《宋书》记载的“孙锺种瓜”传说，便成为江西孙氏对东吴以前先祖的共同记忆，成为他们的祖宗信仰，并在当地落地。
③历史上，宋代以前不允许平民私自编修谱牒，而官修谱牒也在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中遭到大量毁损，导致宋代开放谱禁，允许自修宗谱之后，各姓氏宗族已经普遍缺乏完整的先祖世系资料可用，不得不寻找各种替代。而江西以及以江西为祖籍地的孙氏宗族，因为长期为平民，宋代开放谱禁后，同样缺少完整的先祖世系资料，则分叙为东吴孙氏不同成员的后代，并以“孙锺”为共祖。
④由于宋代以后的长期信仰，“孙锺种瓜”传说已经成为各地孙氏宗族的凝聚纽带。今天，这个纽带不仅是一个具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传说，而且还具有积极的文化价值，值得继承、挖掘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