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和氏虽然都是标示一个人的家族血缘关系的标志和符号，可却是两个概念。《通鉴外纪》云：“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
姓氏现在往往被连在一起用，然而，从姓氏的本意来看，二者原本并不是一回事。姓，会意字，从女，生声。“女”为女性、女人;“生”为生育、出生。“女”“生”为姓，其本意即为女人生的孩子随母亲姓。姓的甲骨文中，“生”像植物萌芽的样子，表示万物生生不息，正如人类代代相传。对于姓，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解释非常明确：“姓，人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资因生以为姓。”班固在《白虎通德论》卷九中也同样阐明了其“女”“生”的本意：“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
古人的名字极为复杂，由姓、氏、名、字、号五个部分组成，所以，姓氏最早是分开的，并不是一个词。姓产生于前，氏出现在后。据考证，中国人在五千年前三皇五帝时期已有了姓，而且，子女最初都随母亲姓。在母系社会，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子女都是同姓，姓字的本意是女人生的子女，代表了一种血缘关系，是家族基因的延续。所以，一些古老的姓如姬、姜、姚、妘、妫、姒、嬴等，都是女字旁。显然，姓所标志的血缘关系最早是由女性来确定的。母系氏族社会中，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这便是姓产生时的社会背景。
“姓”是用来追溯祖先谱系，规范婚姻的，正所谓“同姓不婚”，它自产生后，世代相传，一般不会更改，比较稳定。“礼不娶同姓”被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通志・氏族略》记载：“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芈”与姬、姜、姒、嬴等上古八姓一样，都属于产生于始社会末期的古姓。氏族社会时期实行“族外婚”，同一个氏族的男女不能结婚，“姓”因而也起到了“别婚姻”的作用。这即是《通志・氏族略》所云：“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国语・周语》记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由此可见，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
到了伏羲氏族社会时期，随着同一祖先所繁衍的子孙越来越多，一个家族往往会分成若干支系，并散居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各个分支的子孙除了保留姓以外，为了相互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便要取一个称号作为标志，这样就产生了“氏”。也就是说，“姓”是一个家族所有后代的共同称号，“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不同支系。周代，姓氏制度已相当严密，成为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氏”则是姓派生出来的支系，为源于同一父姓始祖各支系的符号标志，其来源多变，可以由先辈名字、封邑、官职生成。同一个姓会派生出诸多的氏，比如芈姓下面的荆楚十八姓（氏），同一个氏也可能来自不同姓，最典型的为“王”氏，姬、姜、姒、嬴、芈等姓下面都有这一支系。
屈平
先秦时代，“姓”、“氏”严格区分，男子称氏不称姓，故屈原虽然是芈姓屈氏，但不能称他为芈原。秦汉以来姓氏合一，氏取代姓成为主流，嬴、姬等古姓反而沦为了小众。据统计全国芈姓约有一万人，但由芈姓发展出来的氏有100多个，人口总数相当庞大。
至于楚国王族的氏，应当放到当时的环境下去考量。《通志・氏族略》称“凡诸侯无氏，以国爵为氏”，《原姓》曰“国君无氏，不称氏称国”。这一点《左传》可以作证，该书记载了好几次会盟时的盟约，末尾歃血为盟者都以国号+国君之名进行记载。
比如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的践土之盟“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其中卫武为卫成公胞弟夷叔武（又称公子武或叔武），其余诸人皆为各国国君，这是以国为氏的典型实例。
两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频频参与会盟，不可能特立独行的不用国号。由此可见，按照正统观点楚王作为楚国君主，是没有氏的，即便在某些情况下必须用氏，也会冠以“楚”字，而非“熊”字。
事实上不仅是国君，他们一家子三代都无氏，君主称公、称王，儿子称公子、王子，孙子称公孙、王孙，只有到第四代才会立氏，表示自己这一支脱离公室（王室）。践土之盟中的夷叔武称卫武便是一例。
太子建
这一方面楚国也有实例。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载，楚平王的太子建，在出奔宋国之后称“楚建”，也就是说他是以“楚”为氏的。
至于“熊”则是“酓”的异体字，最初作为对部族领袖的称呼，后成为对国君尊称。历代楚王即位后都会在自己的名中冠入“熊”字。比如据《左传・ 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平王即位后“名曰熊居”，即楚平王将自己的名字由弃疾改为熊居。若“熊”是楚王室的氏，那楚平王改名时压根无需特意强调，唯独是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才需如此。《左传・ 僖公二十六年》，楚王族分支建立的夔国，面对楚国的质问，称呼自家先王曰：“我先王熊挚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窜于夔”，属于同样道理。
史籍《通志・二六・以国为氏》中对此也有详细记载：“负五年，秦将王翦、蒙武破楚，虏王负，灭之为楚郡。楚凡四十五世。其后以国为氏。”即楚国灭亡后，楚王室的后人以国号“楚”为氏。其实这是先秦时代的惯例，“秦”姓的来源同样如此。况且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楚国便有以“熊”为氏者，见于史端的共有五人：熊率且比、熊负羁、熊相宜僚、熊相谋、熊宜僚。
先秦时期，“以国为氏”并非人人可得，而是公族与近支宗室的特权。这一传统深刻反映了周代社会的等级制度——姓氏不仅是血缘的标识，更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直至今日，郑、楚、宋、秦等许多源自先秦国姓的姓氏仍在中国姓氏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那段悠久历史的鲜活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