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构建“劳动.生活.城市”协同发展新范式——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反思与构建

说明：本文是参加2025年12月21日，由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数字专业委员会举办的《第五届“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生活.城市’——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反思与构建”研讨会暨2025年“数字劳动新发展与伦理前沿问题研究”青年论坛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行的论文。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东理工大学、西北大学、对外贸易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江南大学、中国计量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中国戏曲学院、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和来自国内人工智能产业、文化旅游产业、智能制造产业、农产品流通业界人士等5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围绕2025年数字化转型中的技术走向趋势和呈现出的社会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以“数字劳动新发展与伦理前沿问题研究”为主题，汇聚理论界、产业界的智慧力量，共探数字劳动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发展前景，并对2025年数字化转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做了分析，并对未来产业的发展形势做出预测。

摘要：在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照下，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深度应用在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也引发了劳动过程“微粒化”、劳动价值“隐性化”、生活时间“殖民化”及劳动者（尤其是50-70年代生人）技能“断层化”等新的异化现象。本研究紧密围绕“劳动.生活.城市”这一辩证统一的研讨会主题，引入笔者创立的“均衡管理”理论，批判性地反思了当前数字化转型中“见物不见人”的失衡困境。研究认为，异化的根源并非技术本身，而在于系统性的管理缺失与价值导向偏差。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以“均衡管理”为方法论、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劳动.生活.城市”协同发展新范式，并特别提出了“社会适应过渡期”、“数字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等兼具中国特色与实操性的均衡策略。 本文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数字劳动理论，更致力于以植根中国实践的“均衡管理”智慧，为全球数字文明转型提供一套可操作的、人本主义的系统性中国方案。

关键词：均衡管理；数字劳动；人工智能；马克思主义；劳动伦理；社会责任；异化；人本主义；劳动伦理。

第一章 引言：数字化转型的“盛世危言”—效率狂欢下的系统性失衡

我们正身处一个由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驱动的“巨变时代”。据国际数据公司（IDC）预测，到2027年，全球对数字转型的投资将高达3.4万亿美元。这场变革，以摧枯拉朽之势重塑着从微观个体到宏观国家的每一个组织单元，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与效率的同时，也如同一柄锋利的“双刃剑”，在其光鲜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深刻的系统性危机。正如笔者在《均衡管理》系列专著中所指出的，任何系统，当其中某一要素的进化速度远超其他要素，并破坏了整体的协同性时，危机便已悄然埋下。当前数字技术的单兵突进，正是这种“非均衡发展”的典型体现。本次研讨会主题是“劳动·生活·城市”的辩证统一，恰恰为我们系统诊断和解决这一失衡提供了最佳的观察框架与构建单元。

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是确认自我存在价值的第一实践，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规定性。然而，在当下的数字劳动中，我们却观察到一种普遍的，甚至更为深刻的“新异化”现象：劳动的“微粒化”与“去技能化”使得工作被拆解为无数个单调、重复的微任务，劳动者如同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描绘的拧螺丝工人，难以感知自身工作与最终成果的整体性联系，劳动的内在成就感被剥夺；价值的“隐性化”与“占有模糊化”使得数据，这一由亿万用户和劳动者共同创造的新型生产资料的价值被平台资本通过复杂的算法黑箱无偿占有。马克思所揭示的“剩余价值”剥削以一种更隐蔽、更广泛的形式存在，分配正义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生活的“殖民化”与“时空融合”使得“996”与“永远在线”成为许多行业心照不宣的常态，数字移动设备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物理边界，劳动者的私人时间与空间被工作事务无情侵蚀，正如笔者在《立体人生·哲思范式版》中所警示的，这直接导致了企业家与普通劳动者在“事业健康”与“家庭健康”、“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严重失衡，人生的立体结构趋于扁平与扭曲。

更为严峻且亟待关注的是，对于曾作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中坚力量的50、60、70年代生人而言，数字技能的“断层化”使其在转型浪潮中面临被加速边缘化的风险。他们积累了数十年的经验与智慧，却在新的技术范式面前可能变得“无用武之地”。这不仅是个体的悲剧，造成其“机遇失衡”，更是社会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与社会稳定的潜在威胁。若不能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将面临整个社会人才结构的断裂，这与均衡管理所追求的“人力资本系统的动能均衡”完全背道而驰。

尽管学术界对数字劳动的批判已形成相当规模，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数字“剥削”机制的揭示与批判，而本次论坛关注的“伦理前沿”与“构建”议题，正呼唤如“均衡管理”这般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的系统性建构方案。 本文将以此为核心分析框架，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更致力于“改变世界”，旨在填补从批判到构建的研究空白， 为构建一个以人为本、均衡发展的数字文明提供一条清晰的、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的中国路径。

第二章 理论之镜：均衡管理的思想内核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呼应

2.1 均衡管理理论精要：一种系统性的生存与发展智慧

均衡管理，是一门探究并驾驭系统运行之“道”的学问。旨在助力从个体、组织到国家与全球文明的一切系统，通过主动策划与动态调适，实现内外要素在时空结构上的创造性协同，从而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健康、抵御冲击，并最终导向生生不息的“韧性繁荣”；它不只是一种管理工具，更是指导个人安身立命、组织基业长青、文明和谐共生的根本智慧与实践框架。

均衡管理并非简单的“平均”“中庸”或“折中”，而是源于笔者数十年跨界实践，从教员到掌舵企业历经十六年商海淬火，到执掌国家级媒体平台纵览全局，从深入全球侨务工作拓宽国际视野，到为全国数百家政府与企业提供咨询规划——所淬炼出的一套融汇东方智慧与现代科学的管理哲学。其核心精义在于：

2.1.1生命系统整体观：它将个体的人生、企业的运营、城市的发展乃至国家的战略，都视为一个由多要素构成的、相互依存的复杂生命系统。正如笔者在《均衡管理》一书中所述，一个健康的企业生命体，是由“战略导航系统（脑）、组织架构系统（身）、人力资本系统（魂）、财税风控系统（血）、市场品牌系统（面）”五大子系统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五大系统并非机械叠加，而是通过能量与信息的持续交换，形成一个共生共荣的生态。任何子系统的滞后或亢进，都将引发整个生命体的功能紊乱甚至生存危机。将此视角投射至社会层面，“劳动.生活.城市”正是构成社会生命体的三大核心子系统，其均衡与否，直接决定了社会肌体的健康程度。

2.1.2动态适应性均衡：它强调在多重矛盾与约束中寻求动态的最优解，而非静态的、僵化的平衡。这些矛盾包括但不限于：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文、个体与集体、短期利润与长期战略、全球化与本土化、创新发展与稳定就业。在VUCA（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时代，这种均衡能力尤为重要。它要求系统具备“韧性”，即在承受冲击后恢复平衡的能力，以及“敏捷性”，即快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这正是笔者在《策划与发展》一书中强调的“战术韧性”与“动态迭代”在宏观社会治理层面的延伸。

2.1.3以人为本的价值旨归：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的健康、幸福与全面发展，一切技术、制度与管理的最终目的都应服务于人。这一思想在《立体人生》中具化为“九维均衡健康”模型，它为衡量数字时代人的发展状态提供了超越单一经济指标的、全面而深刻的指标体系。一个社会的进步，不能仅以GDP增速来衡量，更要看其公民在“九维健康”上的综合得分是否得到提升。

2.2 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度对话与时代融合

均衡管理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深刻的内在契合与时代共鸣。首先，其“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高度一致……其次，其对“动态均衡”的追求，完美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否定之否定”的螺旋上升规律，当前数字劳动的异化正是一个亟待被“扬弃”的否定阶段。尤为重要的是，均衡管理为应对马克思所揭示的“劳动异化”在数字时代的新形态，提供了系统的管理方法论与实践框架，使其从宏大的哲学批判与规律揭示，走向了可操作的微观实践与中观治理，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数字时代更强的解释力与改造力，这正是对“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数字化转型过程的阐释力”这一会议宗旨的积极响应。

第三章 诊断篇：数字时代劳动的“四大失衡”与伦理风险

运用均衡管理的透镜，我们可以超越现象层面的纷繁复杂，清晰地诊断出当前数字劳动体系的四大结构性失衡。这些失衡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新异化”的症候群。

3.1 劳动价值的创造与分配失衡

在人工智能与平台经济中，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演变为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数据剩余价值”与“算法剩余价值”。每一个用户的点击、浏览、分享，每一个外卖骑手的轨迹优化，每一个内容创作者的灵感和劳动，都在持续不断地生产着数据，这些数据被平台资本采集、聚合，通过高级算法提炼出驱动商业模式优化的“石油”，创造了巨额的财富。然而，这些由亿万个体共同创造的价值，绝大部分被资本与平台方通过其垄断性地位所攫取，劳动者仅获得与其原始数据贡献极不匹配的微薄劳务报酬。这导致了价值创造与分配的严重背离，是“财富与公平的均衡”被打破的直接体现。此即本次会议议题二“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与分配正义问题”的核心关切，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严峻的社会政治问题，直接侵蚀着社会稳定的基石。正如笔者在《数智经济—技术驱动的社会重构与产业变革》一书中所分析的，当数据要素的分配出现严重不公时，数智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无从谈起。

3.2 劳动过程与生活世界的时空失衡

数字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云协作工具，彻底击穿了传统的工作场所与时间界限，导致了“劳动过密化”与“生活殖民化”。劳动者陷入“7×24小时待命”的困境，家庭的餐桌、卧室的床头都可能瞬间变为工位。这种“时空融合”在带来表面灵活性的同时，实质上是将资本的控制力无缝嵌入了个体生活的全部领域。这不仅侵蚀了笔者在《立体人生》中强调的“家庭健康”与“心理健康”，导致亲情关系疏离、焦虑抑郁高发，更使得劳动者失去了进行知识更新、社会交往与精神涵养的宝贵时间，最终将损害其“知识健康”与“生态健康”（社会关系网络），导致人的片面化、单向度发展。这种失衡，是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无节制入侵的恶果，是典型的系统功能失调。此现象与会议议题四“数字经济劳动者生活方式与健康评估研究”紧密相关。

3.3 技术迭代与人力资本更新的速度失衡

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以其“摩尔定律”般的速度，对传统技能构成了“创造性毁灭”式的冲击。对于适应了传统工业化生产模式的50/60/70年代生人而言，他们通过数十年实践积累的经验、诀窍（tacit knowledge）乃至整个职业身份认同，都可能在新一代AI模型面前迅速贬值。其知识结构与技能体系与新时代需求出现“代际断层”。若缺乏系统性的、社会化的再培训与支持体系，他们将面临严峻的“机遇失衡”，在数字洪流的冲刷下“搁浅”于职业生涯的浅滩。这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悲剧，造成其“事业健康”与“精神健康”的双重危机，更是企业人才梯队断裂与社会稳定的巨大风险。妥善解决此问题，是回应当前“数字劳动新发展”中代际公正伦理前沿的关键。一个健康的社会，其人力资本系统必须保持代际间的有序传承与更新，当前的状况正是“人力资本系统”动能均衡机制的失灵。

3.4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导向失衡

当前的技术应用范式，过度强调以算法效率、算力提升和成本降低为核心的“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以人的意义、情感、伦理和福祉为核心的“价值理性”。这导致劳动被高度异化为纯粹的谋生手段，其内在的创造性、社会性与成就感被剥离。算法驱动的绩效管理将人简化为一系列可量化的指标，情感劳动被系统性地忽视或廉价化，劳动者在追求“数字工分”的过程中，迷失了工作的内在价值与生命的意义。正如笔者在《数智经济—技术驱动的社会重构与产业变革》中所警示的，技术发展的方向必须是“赋能于人”，服务于“立体人生”的实现，而非反过来成为“驾驭于人”、使人单面化的枷锁。这种意义感、道德健康与信仰健康的普遍缺失，是数字劳动最深层次、最触及灵魂的异化，构成了会议议题三“数字化转型中的劳动伦理风险”与议题七“数字情感反馈与劳动意义重构”所探讨的核心内容。

3.5 从被动异化到主动驾驭：均衡管理的必然使命

在对数字劳动的异化现象进行系统性诊断之后，一个更为根本的反思浮出水面：面对技术狂奔带来的社会阵痛，我们是否应当、又是否能够为其按下减速键？

回望历史，适当地调控技术应用以保障社会肌体的平稳过渡，并非没有先例与智慧。 例如，中国汉朝时期曾出于稳固农耕经济、保障民生就业与社会秩序的考量，对当时可能取代人力的某些机械发明持审慎甚至限制的态度。这并非反智，其背后蕴含的是一种“让技术进步与人力适应、社会伦理相协调的古老均衡智慧”，其初衷是给予社会足够的缓冲期来消化变革的冲击。

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竞争格局下，受资本对效率的无限追求、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博弈，以及人性中对便利与竞争优势的本能驱动， 技术的整体性高速演进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洪流。任何单一力量都已无法轻易阻挡这一趋势。

认识到这一冷酷的现实，恰恰定义了“均衡管理”在数字时代的核心使命与价值所在。 我们的出路，不在于（事实上也不可能）徒劳地试图阻止技术的发展，而在于必须通过主动的、系统性的管理来驾驭技术，构建强大的社会免疫系统和个体适应能力，让狂奔的技术巨兽能够被引导至服务于人本福祉的轨道。这正是下文将展开的“劳动.生活.城市”协同发展新范式所肩负的、从被动异化走向主动驾驭的必然使命。

第四章 构建篇：“劳动.生活.城市”均衡复归的实践路径

面对数字劳动带来的四大失衡，任何零敲碎打的补救都难以奏效。必须以均衡管理为顶层方法论，对“劳动.生活.城市”这一复杂系统进行整体性的重构，其核心在于重建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部的动态平衡。以下是四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的实践路径。

4.1 构建“价值共创与共享”的均衡分配机制

解决价值创造与分配的失衡，是修复数字劳动系统的首要任务。这需要从宏观制度设计和微观企业治理两个层面同步推进，其指导思想源于笔者在《策划与发展》中“要素整合的系统工程”理念，即将数据、技术、资本、劳动等要素进行有机耦合，实现价值最大化与分配合理化的统一。

4.1.1 宏观制度层面：确立数据要素的权益与分配规则

4.1.1.1推动数据产权结构性分置改革：这是实现数据价值公平分配的基石。可以探索建立“个人数据收益权”制度，承认个人作为数据源头的贡献者地位，在数据经匿名化、聚合化产生商业收益后，通过特定机制（如数据信托基金）享有一定比例的收益分配。同时，明确平台企业作为数据开发利用者的合法权益，通过立法界定其数据使用权与收益权的边界，防止数据垄断和滥用。

4.1.1.2探索建立“数字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针对平台零工经济，推动建立由数字劳动者代表、平台企业、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常态化协商平台，就数据使用规则、算法透明度、计价标准、利润分成比例等核心议题进行协商，将“数据剩余价值”的分配部分显性化和制度化。

4.1.1.3设计并实施“数字税”与“算法使用税”：所征税款可定向用于建立“数字转型与人力资本再造基金”，针对大型平台企业凭借数据与算法优势获得的超额利润，政府可考虑开征“数字服务税”或“算法特别收益税”。这部分税收不应简单纳入一般公共预算，而应定向用于建立“国家数字转型与共享基金”，专门用于支持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培训、弥补区域性数字鸿沟、资助因技术替代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与基本生活保障，形成“取之于数，用之于人”的良性循环。

4.1.2 微观企业层面：从“雇佣管理”走向“价值共同体”

4.1.2.1推行“广义股权激励”计划：企业，特别是平台型和科技型企业，应突破传统的仅限于核心高管的股权激励范围，将激励对象扩大至包括普通数据生产者、内容创作者乃至长期合作的灵活用工人员。通过设计“虚拟股权”“收益权凭证”等灵活金融工具，使广大生态参与者能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资本增值，将外在的“打工者”转变为内在的“事业合伙人”。

4.1.2.2引入“海尔式共赢增值表”管理工具：借鉴海尔在转型中创建的“共赢增值表”，它不仅在财务指标外，还增加了用户资源、生态价值等非财务指标，更重要的是，它清晰地记录了生态圈中各参与方（包括员工、小微主、供应商等）的价值创造与分享情况。这套工具迫使企业管理层从关注自身利润最大化，转向关注整个价值网络的共生共赢，是实现价值共享的落地性管理创新。

4.1.2.3建立“数据贡献值评估与回报体系”：企业内部可以建立技术性的评估模型，对员工在日常工作中通过改善流程、提供创意、优化客户体验等行为所产生的数据价值增量进行量化评估，并将其与绩效奖金、晋升机会或内部创业资源挂钩，让隐性价值贡献得到显性回报。

4.2 实施“社会责任导向”的人力资本转型计划

解决代际数字鸿沟，是实现“人力资本系统动能均衡”的关键，也是检验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试金石。这绝非劳动者个人的责任，而是政府与企业必须共同承担的、关乎长远的社会责任。

4.2.1 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适应过渡期”制度

4.2.1.1立法保障与政策引导：国家应出台《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权益保障与技能转型促进法》，为核心产业的中高龄劳动者设立为期3—5年的“社会适应过渡期”。在此期间，企业若对达到一定年龄且因数字化改造而面临岗位调整的员工进行系统性带薪转岗培训，而非简单辞退，则可享受大幅度的税收抵扣、社保补贴和专项低息贷款。这是政府与企业共同履行社会责任，化解代际数字鸿沟的关键制度创新。

4.2.1.2创建“技能银行”与“学分累积”制度：由政府主导，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者技能银行”数字平台。劳动者，尤其是中高龄劳动者，在此平台注册后，其参加各类合规培训的学时、获得的技能认证乃至在工作中积累的未被认证的经验（通过专家评估），均可转化为“技能学分”存入个人账户。这些学分不仅可以作为求职、晋升的凭证，还可以在达到一定额度后，兑换成现金奖励、额外的带薪培训假或更高层次的受教育机会。

4.2.1.3推行“青老结对、双向赋能的‘数字反哺’与‘经验传承’计划”：鼓励企业实施“青老结对，双向赋能”计划。即由年轻数字原生代员工作为“技术导师”，帮助老员工掌握数字工具；同时，由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作为“业务导师”和“企业文化导师”，向年轻员工传授行业诀窍、客户关系处理和企业精神传承。企业对此类计划给予内部资源倾斜和荣誉激励，形成知识流动与代际融合的良性机制。

4.2.2 构建“三方共担”的终身学习体系

4.2.2.1“终身学习与发展基金”的具体化：基金来源可设计为：财政拨款占40%，从“数字税”和失业保险基金中划拨；企业缴纳占40%，可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强制或激励性缴纳；个人承担20%，可从其“技能银行”账户收益中抵扣。该基金由专业机构市场化运营，劳动者可根据自身需要申请使用，用于支付经认证的各类教育培训费用。

4.2.2.2发展“微认证”与“模块化”职业教育：针对数字经济岗位技能更新快的特点，大力推广短期、聚焦、数字化的“微证书”项目。将一个大职业能力分解为多个独立的技能模块，劳动者可以利用业余时间灵活学习、逐个攻克、累积认证。这降低了学习门槛，适应了中高龄劳动者的时间和精力特点，实现了笔者在《立体人生.哲思范式版》一书中倡导的“职业乐高：模块化技能组合策略”。

4.3 划定“工作—生活”的数字化边界，守护人的全面发展

重建劳动与生活的均衡，是抵御数字异化、守护笔者在《均衡管理》一书中提出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家族健康、信仰健康、事业健康、环境健康、知识健康、生态健康、道德健康的“九维健康”直接防线。这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企业的自觉行动与个体的主动管理相结合。

4.3.1立法探索并细化“中国特色离线权制度”：参考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研究并推动离线权立法，明确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拒绝处理工作信息的权利、企业违规责任及例外情形，为守护劳动者“九维均衡健康”提供法律基石。立法确立并细化“离线权”（Right to Disconnect）。

4.3.1.1明确权利内涵与例外情形：立法不仅应原则上规定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有权拒绝处理与工作相关的电子信息，还应详细界定“非工作时间”“工作相关电子信息”的范围，并规定紧急情况的例外处理流程，确保权利的可操作性。

4.3.1.2设定企业违规责任：法律应明确规定，雇主在非工作时间因非紧急事务联系员工并期待回复，需支付额外的加班报酬，或面临行政处罚。同时，禁止因员工行使“离线权”而对其采取任何不利措施。

4.3.1.3推广“默认离线”文化：鼓励企业在内部通信软件中设置“静默模式”，在下班后及节假日自动启用，从技术源头减少干扰。

4.3.2 企业文化建设与管理制度创新

4.3.2.1将均衡管理倡导的“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家族健康、信仰健康、事业健康、环境健康、知识健康、生态健康、道德健康”的“九维均衡健康”纳入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领导者应率先垂范，公开倡导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并将员工的心理健康、家庭健康等指标纳入部门考核与管理者的晋升评价体系。

4.3.2.2推行“结果导向”的绩效管理模式：彻底改革以“工作时长”和“随时响应”为潜规则的考核方式，转向以任务完成质量、创造价值和客户满意度为核心的“结果导向”管理。这赋予员工更大的自主权，使其可以灵活安排自己的工作节奏，是实现“工作生活和谐统一”的根本之道。

4.3.2.3设立“强制休假”与“心理健康假”制度：除了法定年假，企业可额外提供“数字排毒假”或“心理健康日”，鼓励员工定期从数字世界中抽离，进行身心修复。并对员工寻求心理咨询服务提供保密且全额报销的支持。

4.4 推动“算法向善”与“人本导向”的智慧城市治理

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必须服务于提升全体市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而非沦为技术的试验场。智慧城市应是充满人文温度的“生命之城”，而非仅有高效运转的“机器之城”。

4.4.1 建立“算法伦理审查与审计”长效机制

4.4.1.1成立跨学科的“城市算法伦理委员会”：委员会应由计算机科学家、法律专家、伦理学家、社会学家、市民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对城市治理中使用的关键算法（如公共资源分配、交通调度、信用评价等）进行事前伦理风险评估和事后定期审计。

4.4.1.2推行“算法影响评估”制度：要求任何在公共领域部署的算法系统，在上线前必须提交详细的“算法影响评估报告”，公开说明其设计目的、数据来源、决策逻辑、可能存在的偏见以及对不同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潜在影响，并接受公众评议。

4.4.1.3保障“算法解释权”：任何受到算法决策显著影响的个体（如被系统判定为信用不良或未获得某项公共服务），有权要求获得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关于该决策是如何做出的解释。

4.4.2 构建“包容性”与“赋能性”的智慧城市空间

4.4.2.1弥合“数字鸿沟”，保障基本数字权利：在城市公共场所（如图书馆、社区中心、公交枢纽）提供免费的、易于使用的公共数字设施，并配备志愿者为老年人等数字弱势群体提供使用指导。确保所有基本公共服务都保留线下办理渠道，防止“数字形式主义”对部分市民的排斥。

4.4.2.2利用数字技术激活线下社区活力：开发社区级的数字平台，不仅用于发布通知，更用于组织线下的邻里节、兴趣小组、社区志愿活动。通过线上召集、线下活动的模式，重建熟人社会，对抗都市生活中的疏离感，滋养人的“生态健康”（社会关系网络）。这直接关乎“会议议题六：数字化转型中的城市生活空间研究”，旨在重塑健康、温暖的都市生活空间。

4.4.2.3智慧城市规划中预留“非数字化喘息空间”：在城市建设中，有意地规划和保护一些无需扫码、无需连线、鼓励面对面交流的公共空间，如公园、广场、咖啡馆、书店。这些空间是数字生活的“解毒剂”，是市民恢复真实社交、进行深度思考的重要场所。

第五章 愿景与责任：迈向一个人本主义的数字文明

当我们以均衡管理为罗盘，系统性地推进上述重构路径后，我们迎来的将不仅仅是对现有问题的修补，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一个更加光明、更加人性化的数字文明新形态将逐步显现。这个未来图景，正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理想在数字时代的具体化，也是《立体人生》所描绘的“丰融人生”的普遍化。

5.1 劳动形态的升华：从生存手段到自我实现

当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承担了所有重复性、枯燥性和高危险性的劳动后，人类劳动将发生质的飞跃。劳动不再主要是出于谋生的被迫选择，而是越来越多地转向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领域：创造性劳动（科学发现、艺术创作、战略构思）、情感性劳动（深度护理、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和整合性劳动（复杂项目管理、生态系统构建、文化遗产传承）。劳动将重新与人的兴趣、天赋和意义追求紧密结合，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言的“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可以更自由地选择“主业+副业+公益”的多元职业组合，实现《立体人生》中倡导的“多元共生：副业经济、斜杠人生与数字游民”的理想状态。

5.2 财富的涌流与公平共享：走向共同富裕的数字之路

在高度发达的数字生产力和更均衡的分配机制共同作用下，社会总财富将持续增长。同时，由于数据要素参与分配、价值共享机制的普及以及社会安全网的完善，社会贫富差距将有效缩小。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数字化带来的红利，拥有稳定且持续增长的收入，勇于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更丰富的文化消费和更全面的个人发展。这将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与制度基础。

5.3“立体人生”的普遍实现：时间解放与全面发展

生产力的极度发达意味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幅缩短。人们将拥有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宝贵的时间将被用于：深化家庭关系（家族健康），从事终身学习（知识健康），参与体育锻炼与艺术活动（生理与心理健康），服务社区与公益事业（道德与生态健康），以及进行哲学思考与精神探索（信仰健康）。社会将从一个“忙碌的生存型社会”转向一个“丰盈的发展型社会”，每个个体都有机会和条件去追求和实现一个在“九维健康”上均衡发展的、完整的《立体人生》。

5.4 政府与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内涵：从经济引擎到文明灯塔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的角色需要发生根本性的重塑。

5.4.1政府的核心责任：将从单纯追求GDP增速，转向致力于构建和维护一个能够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宏观制度环境。它应是规则制定者、公平守护者、长远规划师和最终风险缓冲器，确保数字化转型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确保技术进步与社会伦理、生态环境相协调。这要求政府成为积极的规则制定者、公平守护者与长远规划师，其绩效评估应纳入民众“九维均衡健康”综合得分等更全面的指标。

5.4.2企业的核心责任：将从股东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环境）的共同福祉。卓越的企业将不再是冰冷的利润机器，而是成为滋养员工、贡献社会、保护环境的“社会器官”和“文明细胞”。其成功的标准，将综合考量其经济贡献、创新水平、员工幸福指数、社会责任履行和环境影响。

结论

数字时代的危机，本质是一场由技术单极突进引发的“系统性失衡”危机。它深刻地体现在劳动价值、劳动过程、人力资本和劳动意义等多个维度。本文系统地运用笔者创立的“均衡管理”理论，对这一危机进行了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并构建了一个全面的、可操作的“劳动.生活.城市”均衡复归框架。

研究表明，均衡管理作为一套源于中国本土实践、融汇东方整体思维与现代科学精神的思想体系，为我们应对数字时代的复杂挑战提供了独特而强大的理论武器与实践指南。它启示我们，解决数字异化的根本出路，在于摒弃“技术决定论”的迷思，回归“人本主义”的初心，运用系统性的管理智慧，在效率与公平、技术与人文、个体与集体、发展与稳定之间寻求动态的、积极的平衡。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转型过程要求政府与企业必须超越短期的经济利益核算，勇敢地承担起更为深远和宏大的社会责任。通过设立“社会适应过渡期”、构建“数字劳资政三方协商机制”、立法保障“离线权”等一系列均衡策略，为所有劳动者，特别是转型中的脆弱群体，铺设一条通往数字文明的平稳、公正且充满希望的桥梁。

最终，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要建立一个由冰冷算法、疲惫个体和割裂社会构成的“数字利维坦”，而是要开创一个技术充满温度、劳动充满尊严、生活充满幸福、城市充满活力的人本主义数字文明新形态。这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崇高追求，也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伟大理想，在波澜壮阔的数字时代所做出的最有力、最坚定的回应与实践。前路漫漫，唯以均衡之智，方能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核心理论著作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14.

蒋泓峰:《均衡管理》[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

蒋泓峰:《策划与发展》[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

蒋泓峰:《数智经济——技术驱动社会变革与社会重构》[M].企业管理出版社，2026.3（出版中）

蒋泓峰:《立体人生》[M].企业管理出版社，2026.3（出版中）

2.关键期刊论文谢富胜，吴越：《数字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J].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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