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恨了父亲王建军几十年。

他是个吝啬的纺织厂锻工，让我穿旧衣、省冰棍，连球鞋都不肯买，却执着于锁起一个旧铁盒。

直到他住院，一群人称他 “王工”，谈及铀浓缩、级联理论，我才起疑。

撬开书房保险柜，核工业书籍与机密笔记惊现。这个被我鄙夷的 “无能” 父亲，竟藏着北大物理系文凭，是隐姓埋名几十年的原子弹研制功臣…

我对父亲王建军的印象，从小就和那间阴冷潮湿的小平房绑在一起。

1992年我五岁，我们一家三口挤在城郊纺织厂家属院的老房子里，墙皮斑驳得能抠下碎屑，一到下雨天，墙角就渗着水，母亲李桂兰总要摆上三个搪瓷盆接水，夜里滴答声吵得我睡不着。

父亲那时总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也舍不得扔，领口永远别着一枚褪色的毛主席像章。

他每天凌晨五点半就出门，自行车铃“叮铃”响过巷口，要到晚上九点多才能回来，身上总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味道，不是油烟味，也不是灰尘味，有点像消毒水混着金属的冷硬气息。

母亲从不问那味道来历，只默默把他的工装单独泡在盆里，用肥皂反复搓洗，洗完的水往往带着淡淡的黄色。

“你爸在厂里当锻工，累得很，咱们娘俩要省着点。”这是母亲挂在嘴边的话。

我小时候最盼着过年，不是为了穿新衣服，是因为过年能看到别的小孩手里攥着鞭炮、兜里揣着奶糖，而我连五毛钱的冰棍都要犹豫半天。

有一年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春游，要交二十块钱车费和门票。

我磨了母亲三天，她翻遍了家里的旧木箱，凑出十五块零钱，剩下的五块，她说要等父亲发工资。

可父亲发工资那天，回来只递给他十块钱，说厂里扣了罚金，具体什么罚金，他没说，母亲也没问。

我拿着那十五块钱去学校，被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叫到讲台旁，说差五块钱不能参加春游，让我回家再凑。

全班同学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攥着钱的手沁出了汗，脸烧得发烫，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死死咬着嘴唇没掉下来。

那天放学我没回家，蹲在巷口的老槐树下，看着别的同学讨论春游要带什么零食，心里又委屈又怨恨。

直到天黑，父亲骑着自行车找到我，他没骂我，也没劝我，只是蹲下来，把我背在背上，他的后背又硬又凉，带着那股熟悉的金属味。

“小辉，等爸以后不忙了，带你去公园玩，比春游有意思。”他的声音很低，带着一丝疲惫。

我趴在他背上，把脸埋进他的工装领口，眼泪打湿了布料，心里却在想，又是这样的空话，他永远都在“以后”。

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父亲却有一个奇怪的习惯，每个月发工资后，都会抽出一部分钱，锁进床头柜的一个旧铁盒里，那个铁盒是深绿色的，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边缘已经锈迹斑斑。

有一次我趁他不在家，偷偷撬开铁盒，里面只有几张皱巴巴的存折，还有一沓粮票，最底下压着一张黑白照片，是父亲年轻时穿着军装的样子，眉眼英气，身边站着一个戴眼镜的陌生男人。

我正看得入神，母亲突然从外面回来，看到我手里的铁盒，吓得脸色发白，一把抢过去锁好，还第一次发了火，说我不懂事，不该乱翻父亲的东西。

“那里面的东西，你碰都不能碰，记住了吗？”母亲的语气很严厉，眼神里带着我从未见过的紧张。

我点点头，心里却更疑惑了，一个锻工，为什么会有军装照？为什么要把存折锁得这么紧？

上初中的时候，我迷上了篮球，看到同学穿着名牌运动鞋在球场上跑，心里特别羡慕。

我跟母亲说想要一双一百二十块的球鞋，母亲面露难色，说家里最近要交房租，让我再等等。

那天晚上，我听到父母在房间里吵架，声音压得很低，但我还是隐约听到了几句。

“孩子想要双鞋怎么了？你就不能拿出点钱来？”母亲的声音带着委屈。

“不是我不拿，那笔钱不能动，这是规矩。”父亲的声音很坚决，带着一丝无奈。

“什么规矩比孩子还重要？你在厂里干了这么多年，连双球鞋都给孩子买不起，你到底在干些什么？”

后面的话我没再听下去，转身回了房间，把脸埋进枕头里。

我更怨恨父亲了，觉得他没用，连给孩子买双球鞋的能力都没有，还守着那些所谓的“规矩”不放。

从那以后，我很少跟父亲说话，他问我学习情况，我也只是敷衍几句，我们之间的隔阂，就像平房墙角的裂缝，越来越大。

高中三年，我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是因为懂事，是想早点考上大学，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让我自卑的父亲。

我每天凌晨五点起床背书，晚上十二点才睡觉，母亲总给我煮鸡蛋补充营养，而父亲，依然是早出晚归，有时候甚至几天不回家，母亲说他厂里加班，我却觉得他是在故意逃避这个家。

高考成绩出来那天，我考上了省城的重点大学，拿着录取通知书回家，母亲激动得哭了，忙前忙后地给我收拾东西，而父亲只是站在一旁，看着我，脸上没有太多表情，只说了一句“好好学”。

学费要四千块，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母亲把家里的旧家具卖了，又向亲戚借了一部分，还差一千块。

那天晚上，父亲很晚才回来，手里攥着一个信封，递给母亲，里面正好是一千块钱。

“你从哪弄来的钱？”母亲疑惑地问。

“跟同事借的。”父亲淡淡地说，说完就回了房间。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没有感激，只有不屑，觉得他宁愿跟外人借钱，也不愿意动他铁盒里的钱，说到底，还是不关心我。

去省城上大学那天，父亲要去厂里上班，没有送我，只有母亲陪我去了火车站。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看到母亲站在月台上挥手，眼泪不停地掉，而我，却没有一丝留恋，只觉得终于解脱了。

大学四年，我很少回家，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回去一次，而且只待几天就走。

父亲依然话很少，吃饭的时候，他会给我夹菜，我却很少吃，要么低头玩手机，要么跟母亲说话，刻意忽略他的存在。

我靠助学贷款和勤工俭学维持生活，很少跟家里要生活费，母亲偶尔会偷偷给我寄几百块钱，说这是她攒的私房钱，让我别告诉父亲。

我知道母亲不容易，也知道她夹在我和父亲之间很难，但我就是无法原谅父亲的“自私”和“无能”。

毕业那年，我在省城找了一份建筑设计的工作，第一个月发工资，我给母亲寄了两千块钱，让她买点好吃的，却没给父亲留一分钱。

母亲打电话给我，说父亲知道后，很高兴，还说让我别乱花钱，好好攒钱，以后买房娶媳妇。

我听完，心里冷笑一声，他现在倒想起关心我了，早干什么去了。

工作几年后，我认识了现在的妻子林晓，我们打算结婚，需要在省城买套房子，首付要三十万。

我和林晓攒了十万，向朋友借了十万，还差十万，实在没办法，只能回家向父母开口。

回家那天，我吞吞吐吐地说出了买房的事，还有差十万块首付的事，母亲面露难色，说家里没那么多钱。

父亲坐在沙发上，抽着烟，一句话也没说，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

“爸，我知道家里不容易，可是这房子是刚需，我和晓晓要结婚，总不能一直租房子住。”我语气带着一丝恳求，也带着一丝不耐烦。

父亲把烟掐灭，站起身，走进房间，过了十几分钟，手里拿着那个旧铁盒走了出来。

他打开铁盒，里面的存折比我小时候看到的多了几本，还有几张银行卡。

他把存折和银行卡递给我，说：“这里有八万，是我这些年攒的，剩下的两万，我明天去跟老同事借。”

我接过存折，翻开一看，里面的存款记录都是几十、几百的，最早的一笔存款是1988年，距今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的手微微颤抖，心里突然有了一丝异样的感觉，但很快就被怨恨压下去了，这八万，说不定是他这些年攒的私房钱，不愿意给家里花，现在没办法了才拿出来。

第二天，父亲真的借来了两万块钱，凑够了十万块给我。

我拿着钱，没有说谢谢，只是跟他说了一句“以后我会还你的”，就匆匆回了省城。

林晓知道后，劝我说：“不管怎么说，爸也是为了你，你不该对他这么冷淡。”

我摇摇头，说：“他要是真为我好，早就该拿出这些钱了，也不会让我小时候受那么多委屈。”

林晓没再说话，只是叹了口气。

2015年，我和林晓结婚，搬进了新房，婚礼那天，父亲和母亲来了省城。

父亲穿着一身新衣服，是母亲特意给他买的，他站在角落里，局促不安地搓着手，看着来来往往的宾客，眼神里带着一丝自卑。

有亲戚问我父亲是做什么工作的，我犹豫了一下，说他是厂里的退休工人，说完就赶紧转移了话题。

我看到父亲的头低了下去，肩膀微微垮了下来，心里没有丝毫愧疚，只觉得尴尬。

婚礼结束后，父母要回老家，我给他们买了火车票，送他们去火车站。

候车的时候，父亲突然拉住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我，说：“这是爸的一点心意，给你和晓晓的。”

我接过红包，感觉沉甸甸的，打开一看，里面是五千块钱。

“爸，您留着自己花吧，我有钱。”我把红包递回去。

“拿着吧，这不是给你的，是给我未来孙子或孙女的。”父亲的语气很坚持，眼神里带着一丝期待。

我看着他鬓角的白发，还有脸上深深的皱纹，心里突然一酸，犹豫了一下，还是把红包收下了。

火车开动的时候，父亲趴在车窗边，向我挥手，眼神里满是不舍，我站在月台上，看着火车渐渐远去，心里第一次有了一丝动摇，或许，我真的误解他了？

但这个念头很快就被我压下去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和自卑，不是一句道歉就能化解的。

2017年，儿子王浩宇出生，父亲和母亲特意从老家过来帮忙照顾。

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沉默寡言的他，现在每天抱着孙子，笑得合不拢嘴，还特意学着用智能手机，给孙子拍照片、录视频，没事就翻出来看看。

他对孙子很大方，只要是孙子想要的玩具，不管多贵，他都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有一次，孙子想要一个两百多块的遥控汽车，他立马就去商场买了回来，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看着他对孙子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同样是他的孩子，为什么他对孙子这么大方，对我却那么吝啬？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爸，您对浩浩这么大方，以前我想要双球鞋，您都不肯给我买，这是为什么？”

父亲愣了一下，眼神暗了下去，沉默了很久，才说：“小辉，以前是爸对不起你，那时候有难处，不能给你买。”

“什么难处？比你儿子还重要吗？”我追问。

父亲没再说话，只是抱着浩浩，转身回了房间，背影显得很落寞。

母亲走过来，拉了拉我的胳膊，说：“你别为难你爸了，他有他的苦衷。”

“什么苦衷？这么多年了，还不能说吗？”我有些激动。

“等时机到了，他自然会告诉你的。”母亲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父母在省城待了半年，就执意要回老家，说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还是老家自在。

我知道他们是怕给我们添麻烦，也没过多挽留，只是给他们买了很多东西，让他们带回家。

真正让我对父亲产生怀疑的，是2019年的冬天。

那年冬天，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治疗，我和林晓赶紧回了老家。

在医院里，除了一些邻居和亲戚来看望父亲，还有几个穿着西装、气质儒雅的中年人，他们手里提着贵重的礼品，对父亲很恭敬，一口一个“王工”地叫着。

我很疑惑，父亲明明是个锻工，怎么会有人叫他“王工”？

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看起来五十多岁，握着父亲的手，说：“王工，您安心养病，单位那边都安排好了，您以前负责的那个项目，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方案推进了，一切都很顺利。”

父亲笑了笑，说：“辛苦你们了，那个项目一定要严谨，不能出一点差错。”

“您放心，我们都记着您的话，每一个参数都反复核对过了。”中年人恭敬地说。

他们交谈了很久，说的都是一些我听不懂的术语，什么“铀浓缩”“级联理论”“丰度控制”，这些词汇，根本不是一个锻工能接触到的。

等他们走后，我忍不住问父亲：“爸，他们是谁啊？为什么叫您王工？你们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

父亲的脸色变了一下，眼神有些闪躲，说：“他们是我以前厂里的同事，以前我在厂里帮着搞点技术活，他们就习惯叫我王工了，那些话都是厂里的术语，你不懂。”

他的解释很牵强，我根本不信，但看着他虚弱的样子，我也没再多问，只是把疑问埋在了心里。

父亲住院期间，母亲一直在医院照顾他，有一次，我看到母亲在偷偷抹眼泪，手里拿着一张旧照片，就是我小时候在铁盒里看到的那张，父亲穿着军装，身边站着那个戴眼镜的陌生男人。

“妈，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啊？爸以前是不是当过兵？”我走过去，轻声问。

母亲吓了一跳，赶紧把照片收起来，说：“没有，你爸没当过兵，这张照片是他年轻时和同事拍的，那个是他的师傅。”

母亲的眼神很慌乱，明显是在撒谎，我知道，他们一定有什么秘密瞒着我。

父亲出院后，身体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干重活了，每天只能在家看看报纸、遛遛弯，偶尔会接到一些电话，电话里，他总是压低声音说话，还会刻意避开我和母亲。

有一次，我无意间听到他在打电话，说：“那个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明天给你们送过去，一定要保管好，不能泄露出去。”

我心里的疑惑越来越深，一个退休的锻工，怎么会有这么多需要保密的资料？

2020年夏天，我因为工作原因，需要回老家乡政府办点事，顺便回了趟家。

到家的时候，父亲不在家，母亲说他去老同事家串门了。

我在房间里休息，无意间看到父亲的书房门开着，以前他的书房从来都不允许我进，说是里面都是厂里的旧工具，乱七八糟的。

好奇心驱使着我走了进去，书房里很整洁，根本没有什么旧工具，只有一张书桌，一个书架，还有一个很大的保险柜，保险柜是黑色的，看起来很沉重，上面有复杂的密码锁。

书架上摆满了书，不是小说杂志，都是一些高深的理论书籍，书名都是《铀同位素分离原理》《气体动力学基础》《核工业安全技术》之类的，我随便抽出一本，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和图表，根本看不懂。

书桌上放着一个笔记本，我拿起来翻开，里面是父亲的字迹，记录着很多数据和实验结果，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符号，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此生无悔入核工业，愿以吾辈之青春，护家国之安宁。”

我的心脏猛地一跳，核工业？父亲竟然和核工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