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食文化的深层逻辑，始终建立在“天人相应”的哲学体系之上。《黄帝内经》所奠定的医学宇宙观，以五行生克为根、阴阳调和为体，将食物视为维系生命秩序的重要媒介。在这一体系中，“油脂”虽平凡，却占据着极为独特的位置。它被归入“平”“甘润”之性，属中和、缓行、无毒之品，入脾、肺、肝三经，为调和五脏、平衡阴阳、养血润燥之要物。油之“润”，不独在口味，更在气机的流畅；油之“甘”，不独在滋味，更在德性的平和。
从“性味”的角度看，油脂多属“平”“甘润”。“平”者，性不偏寒热，可四时常食；“甘润”者，能滋阴养血、润肠解燥。《黄帝内经》将“甘”与“润”视为相辅相成，认为“甘以缓之，润以养之”。植物油脂尤其如此，其阴中含阳、润中有和，能够调养阴血、缓解燥热，又不至生湿。油脂在这一体系中成为阴阳的调节阀门：火性太烈，则以油制之；脾气太弱，则以油润之；血行不畅，则以油通之。
唐代陈藏器在《食疗本草》中总结：“诸油，皆润五脏，去风毒，润肌肤。”此言揭示油脂不仅补内，更养外。油润五脏，调和气血，使肌肤充盈而不燥；去风毒，则是指油脂能缓解体表干裂与风邪侵袭。陈藏器生活在唐开元盛世，其时代饮食体系已趋成熟，“食疗”观念渗透社会。油脂在此被从烹饪媒介提升为“调养之物”，并成为“食即医”的证据之一。
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继续发展这一思路。他于《木部·茶子》条中写道：“茶子味甘平，无毒，榨油煎食，明目疗疮。”李时珍以“甘平”定位茶油之性，强调其既可入药，又可供食，尤其能“去风、疗疮、明目”。这不仅说明山茶油具外用之效，更反映了“性味归经”理论在明代的成熟——即一物可多经，一性兼内外。茶油入脾而健运，入肺而润燥，入肝而平风。中医五行以木生火、火生土，肝属木，脾属土，油的平和性正好介于两者之间，能“木得养而不亢，土得润而不燥”，这正是五行协调的实践。
清代吴仪洛在《本草从新》中概括：“油润燥，能润皮肤、通血脉、养五脏。”这一论断可以视为油脂理论的集大成。吴氏特别指出，油的“润”不仅作用于形体皮毛，更能“通血脉”，即通过润滑血管、促进气血运行来调理五脏。这样的理解，与现代医学关于脂类物质改善血管弹性、防止微循环阻滞的认知不谋而合。
“性味归经”不仅是一套医学分类，更是一种生活伦理。中国饮食的本质在于“调”，而非“攻”；在于“养”，而非“治”。油脂之用，正体现这种“以和为贵”的哲学。油入菜中，既调味，又调气；既化烈火之躁，又润干物之涩。它在烹饪中使“火”有度，使“味”有序，使“气”有和。
从文化象征角度看，油的“润”与“甘”，正是儒家“中庸”与道家“无为”的物质映射。儒家以“中和”为德，道家以“柔弱”为强。油之柔，顺乎天；油之和，契乎道。五行相生相制的平衡规律，在油脂这一日用之物中得到了最平凡而深刻的体现。
“性味归经”不仅解释了油脂的物性，更塑造了中国人看待食物的方式。每一味食物都有其归宿，每一种味道都承担着修复与平衡的使命。油之平和，是饮食的缓冲带，是气血的润滑剂，是文化的柔光。它让食物的冲突变成协调，让生命的躁动化为安宁。
正因如此，中国油文明自古就不是单一的“物质史”，而是一部关于“和”的哲学史。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药理到烹饪，油的意义始终贯穿其中。它既是医食之间的桥梁，也是天地阴阳的调剂者。
油之“润”，是五行流转的温度；油之“甘”，是人心安处的味道。当中国人以油烹饪、以油疗养、以油供灯时，真正实践的，是一个跨越千年的信念——调和天地，以润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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