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礼是中国男权社会的产物。女方把姑娘养大嫁到男方家，对娘家父母的义务全甩给了娘家兄弟，嫁到婆家拾起了夫家义务，于是有了“养女是替别人养”之说…姑娘长大就成了别人家的劳力，这也让无数个养女人家有了心理失衡…

而上千年的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又在遵循儒家思想，于是，让有识之士会借中庸之道拿束化解…中庸中的“中”，就是折中，延伸之意是寻找平衡；“庸”指平常，延伸之意指常态化。中庸：不偏不倚，不求处事过分，但不至缺位。正是女方把姑娘养大成人，嫁人易主成了婆家人，放弃了对娘家的义务，男方应在娶妻时去付出，主要是从经济上补偿女方父母，有钱的财主都这么干，无钱的百姓家也会跟着仿效，加之当地习俗主持人会跟着宣传，于是固化了彩礼习俗形式。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有钱的人家毕竟是少数，决定了多数家的姑娘只能嫁给穷人，而那些穷人家娶媳妇又拿不彩礼，不得不遭到女方家的嫌弃，无钱的男方为了表现诚意，只能托媒人上女方家门去“求亲”，于是有了“抬头嫁姑娘，低头娶媳妇”之现象…

新中国的成立，宪法给了男女平等，“夫为妻刚”早已废除，可姑娘出嫁到男方家的现象依旧，这就决定了传统习俗依然在传承，因为媳妇的户口从娘家易主到了婆家，生的孩子跟男方姓，只要姑娘出嫁到男方家，就会被视为“婆家人”，想主张对娘家之尽义务，只会被婆家人视好违逆习俗，让很多嫁出去的姑娘真的成了“泼出去的水”…

正是男权社会之意识的传承，把抚养姑娘置换成了“赔钱操作”，才有了彩礼习俗存在的理所必然，因为中庸之道要让女方嫁女心安，必须通过砸彩礼之方式，找到相应的心理平衡。

而在中国的大中城市，父母都有退休金，不指望儿女养老，自然淡化了“养儿防老”这个概念，随着民主法律意识的渗透，部分城市家庭已经对儿女一视同仁，嫁女也就没有了心理失衡，随之也淡化了索取彩礼之事…这样一来，城里小年青不存“养儿防老老，结婚都脱离了双方原生家庭，自然弱化了砸彩礼找平衡的传统习俗套路。

可在中国农村，老人失去了劳动能力又没有退休金，只能靠儿女了，姑娘出嫁遵循了传统习俗，放弃了对娘家父母的赡养义务，彩礼也成了姑娘放弃娘家义务的“卖身契”，不少乡村婚姻搞成了买卖，也是不争的事实！

正是传统习俗陋习有了传承，让重男轻女的家庭又在有选择性怀孕生孩，才有了而今中国的男多女少。

随着中国发展逐渐的城市化，农村有学历或有能力的少男少女，都在拼命奔向城市…偏僻农村的美女即使没有学历，仅凭姿色也可以通过婚迁嫁往城市，这样一来，偏僻农村男多女少将会更加拉大，嫁出村的姑娘总比娶进村的媳妇成倍的多，以至很多乡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棍村，让人偶尔串村，可以看到一个村28岁至38岁之间的男光棍竟然达到40多个，光棍村比比皆是，特别是家有弟兄两个的，几乎没人上门提亲！如果是有弟兄三个的，女方家多是避之不及！

*中国农村正是男多女少的市场有了竞争，才让相亲的见面礼和彩礼在不断提升。

这里举一例子，20多年前，一位乡村熟人，说他邻居家姑娘郭云（化名）则到了相亲之龄，她身高有171，长得很漂亮，只因原生家庭贫困，读完初中就没读了，出门打工几年回家后，成了相亲市场的抢手货，她的第一次相亲就在一天之内见了三四个，她选中了其中一个高个，见面礼男生给了她1000元，当时本地的相亲见面礼上限只有1千，互动几天也是不温不火…

后来这郭女被另一个家庭家庭条件更好的男生看上了，托媒人上门提亲，并提出见面礼翻倍，彩礼翻倍，郭云的父母见这个男生的条件比第一个相中的男生家好，当即答应，拿到第二个男生的见2千元面礼后，才退了第一个男生的见面礼！

这事并没有完，不到半个月，一个更有钱的富家公子开着小车串街，偶尔发现了郭云，随后打听到她所在村，并搬动更能说的媒人上门提亲，并承诺见面礼给5000元，彩礼翻3倍，当时本地的彩礼也就两三万，这个富家子弟说给10万，这个“海口”自然让介绍人及女方家人吃惊，郭云的家庭早己穷怕了，自然是见钱眼开，欣然接受了这个富家公子的相亲要求，并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了闪婚。

郭云的姑事并没有结束，她成了亲戚朋友圈和她所在的村子，其姑娘们相亲的参照点，从此之后，见面礼再没有1千元之说，已经转换成了3千至5千之说，彩礼也没有了两三万之说，已经跨越到了6万至10万之间了！

由此可见，见面礼和彩礼的人为上涨，只是借了习俗之名，见面礼和彩礼值的泛滥上涨，其实是有了人性之贪！一人开路多人仿效，随后成了习俗。

叔本华说过“生活是一团欲望”，人的本能动机呈现出“人为财死”，经历过缺钱的家庭，因为穷怕了，多少积累了物质情结，也就难免会见钱眼开，自然有了贪念，一旦面临姑娘要出嫁，贪占之心自然会让彩礼值放大，名义上是遵循习俗传承，借生活成本在提高才让彩礼提高，本质嫁女有了心理失衡，才借彩礼捞钱找平衡，由着贪念任性，才会随意大开口！贪心任性的人多了，才有全国各地彩礼不同的乱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