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59年，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监狱负责人找来一位叫文强的国民党战俘谈话，在交流过程中，负责人建议文强写一份认错反省的材料。

文强对监狱长的提议一口回绝，他直言不讳地说："是毛主席没教好我......要写也该让毛主席、周总理来写......"

文强到底是什么来头？他不仅不肯写检讨，还公开表示“毛主席没把我教好”。他跟毛主席、周总理之间到底有什么瓜葛？要了解这些，得从他的人生经历讲起......

【革命岁月】

1907年，文强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出生。他的父亲文振之和孙中山等人关系很好，而他的姑姑就是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因此，文强从小就亲切地称毛泽东为“毛大哥”。

毛主席比文强大14岁，经常爱逗这个弟弟玩。文强性格很犟，总爱跟"毛大哥"顶嘴。不过他俩来往密切，感情特别好。正是在表哥毛主席等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文强最终投身革命事业。

1925年6月，文强在长沙艺群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时，经毛主席的同学夏曦引荐，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听从夏曦的建议，报名参加了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

文强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中表现出色，以第三名的好成绩顺利入学。当时和他一起考进去的还有周恩寿和林彪等知名人物。他们被分在同一个班级，文强还被选为班长。正是在这段学习期间，他通过周恩寿的介绍，有幸结识了周恩来总理。

1926年1月，文强、周恩寿和林彪等人在周总理的见证下，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那以后，文强的本事慢慢被周总理看中，周总理对他格外器重。

有一次开会，周总理来给学生们做报告。报告开始前，他问在场有没有人会速记。文强之前在长沙艺专读书时学过这门技能，就立刻举手回应。周总理把记录的任务交给了他。报告结束后，周总理离开了会场。第二天天刚亮，文强就把整理好的速记稿送到了周总理那里。

周总理拿到手后仔细瞧了瞧，连连点头称赞："很好，很好，你整理得真不错！"

从那时起，文强就专门负责为周总理做会议记录。没过多久，黄埔军校的邵力子处长也看中了文强的才能。就在文强刚加入共产党后，邵力子又把他介绍进了国民党。那时候，和不少黄埔军校的师生一样，文强也成了那个特殊时期里，同时拥有国共两党党员身份的"双党"成员之一。

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文强结识了不少共产党的杰出人物，不仅有周总理，还有邓演达、彭湃、恽代英等人都曾教导过他，这些人对文强坚定革命理想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下令黄埔军校的学员只能加入一个党派。当时像文强这样同时加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学生不在少数，面对这一命令，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决定自己未来的道路。

文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下定决心退出国民党，并在黄埔军校公开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个决定对年仅19岁的文强来说，无疑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1926年7月，黄埔军校的学生提前毕业，投身北伐战场。文强被安排到宣传大队当宣传员。到了9月，北伐军推进到武昌城下，文强跟着朱德转战四川。他在杨森任军长、朱德任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里，担任组织科长，同时还是中共地下支部的宣传委员。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展开残酷镇压。时任国民党第20军军长的杨森迅速在部队内部展开清除共产党人的行动。由于文强的共产党员身份众所周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不得不匆忙离开部队。

1927年8月，文强参与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经过香港逃到上海。由于当时形势危险，按照中央指示，他被安排回老家等待下一步行动。于是，文强悄悄回到长沙，在老家藏了半年，期间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过去六个月，文强一直想方设法联系党组织，可始终没收到任何回信，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铤而走险，动身前往四川。

1928年，文强拿着母亲给的金圈子当盘缠，去了四川万县和重庆。可那边查得太严，他只好赶紧跑到成都。就在他因为找不到党组织而心灰意冷时，碰巧遇到了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廖宗泽，当时廖宗泽是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在廖宗泽的帮助下，文强终于重新回到了党组织。

文强重新回到党组织后，对革命的信心更加坚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直勤奋工作，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由于表现突出，他在党内获得了重要职位。

谁也没料到，没过多久，在廖宗泽的再次“协助”下，文强竟然调转枪口，与共产党和老百姓成了对头。

【误入歧途】

1931年秋天，文强因为被叛徒告密，在重庆中山公园被刘湘的军阀部队抓获，关押了一些日子。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文强始终没有低头认输。没过多久，地下党组织就成功把他救了出来，让他重获自由。

文强被捕后没多久就回到了党组织，但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对他被捕和获释的经过产生了误会，因此给了他留党察看一年的处罚。文强觉得非常冤枉，但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没用。经过一番考虑，他气不过，给省委领导留了一封信，然后带着妻子去上海找周总理，想为自己讨个说法。

文强去上海找周总理那会儿，正赶上顾顺章和向忠发接连叛变。为了安全起见，周总理不得不切断所有对外联系，连旧的联络方式也全部作废了。这样一来，文强既找不到周总理，也联系不上党组织。

文强本打算向党中央反映自己的冤情，没想到这个举动反而变成了脱离党组织的实际行动。就在这期间，四川省委也正式决定取消他的党员资格。

文强在一篇文章中公开批评了湖南省主席何键，何键读完后非常生气，马上命令手下逮捕文强，要依法处置他。

文强一看到通缉令，立马从长沙跑到了南京。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他又碰上了廖宗泽。不过这时候的廖宗泽已经不在共产党了，而是加入了国民党的军统。

听说文强处境危急，廖宗泽再次伸出援手。在他的帮助下，文强化险为夷，可这次援助却让文强误入歧途。

1936年，经廖宗泽大力推荐，文强与军统头子戴笠见了面。由于文强在黄埔军校念过书、参加过北伐战争、加入过国民党，这些背景让戴笠对他特别看重。再加上文强以前还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戴笠更是高兴得不得了。他满脸笑容地对文强说：

我觉得你之前的方向可能不太对，现在咱们的领袖正带领大家重振国家......

戴笠话音刚落，便提议让文强去杭州警官学校工作。文强听了却一脸为难，无奈地说：“我现在还被国民党通缉呢，哪敢去政府单位上班啊。”

“别担心，这事我肯定给你搞定。”戴笠马上接话。

为了让文强顺利加入国民党，戴笠出面组织，找了五个黄埔军校的同学一起作证，证明文强已经和共产党划清了界限。随后，张治中签署了文件，撤销了对文强的追捕令。就这样，文强正式进入军统局，在警官学校当起了老师，并通过张治中等人的推荐，重新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员。

文强再次回到国民党后，在戴笠的帮助下，他的仕途一路顺风顺水，职位不断提升。

抗战打响后，国共两党再次联手合作。当时，周恩来总理派人去说服文强回归队伍，可文强没同意，结果白白浪费了一次改邪归正的好机会。

早在之前，文强在上海碰到了他的黄埔军校老同学袁国平。袁国平告诉他，周总理知道他的情况后，马上给他平反了，还希望他能重新回到共产党的队伍里。不过，那时候的文强已经对重新回到党组织失去了信心。

文强虽然不想再回到共产党的队伍里，但他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底线：不管发生什么，都不会背叛共产党和同志，始终把共产党当朋友而不是敌人，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打鬼子。

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岱山因飞机失事去世。他的突然离世让军统内部陷入混乱，很快分成了三个派系。文强作为重要人物，成了各派拉拢的目标。但他对派系斗争毫无兴趣，反而产生了离开军统、转投正规军队的打算。

1948年8月，文强靠着和湖南省主席、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的老乡关系，调到湖南绥靖公署当上了第一处的中将处长兼办公厅主任，从此彻底离开了军统系统。

那年9月，文强接连收到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的信件，信中明确要求他立即前往徐州，担任"剿总"前进指挥所的副参谋长一职。

1948年11月，文强在淮海战役中参战时，林彪亲自给他写了封信，劝他投诚到解放军这边来。不过，文强又一次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第二年一月，文强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等人被解放军抓住，之后被送到潍坊和济南的战俘营进行改造。

周总理在济南期间，从战犯名单里看到了文强的名字，专门让第四野战军12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肖劲光去探望他。肖劲光见到文强后，直接告诉他：“周总理发了电报，邀请你去北京。”

肖劲光安排四名警卫将文强护送至北京。抵达后，文强满心期待能马上见到多年未见的恩师周总理，然而事与愿违，他被直接押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并获得了72号囚犯的身份。就这样，文强开始了长达26年的战犯生活。

【战犯生涯】

1949年，公安部接管了国民党在北平的"第二模范监狱"，将其改造成专门关押和改造战犯的场所，这就是后来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里关押了不少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像杜聿明、黄维、范汉杰、宋希濂、王耀武、李仙洲这些大人物都曾在这里待过，文强也是其中之一。

1959年，新中国迎来了十周年华诞。在毛主席的提议和宽容政策下，党中央决定对首批战犯实施特赦，以此作为国庆献礼。

本以为靠着和毛主席、周总理、朱德、林彪这些大人物的特殊交情，文强肯定能成为第一批被放出来的战犯，可没想到这份名单里压根没他的名字。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中，中央政府陆续特赦了多批战犯，但文强始终不在名单之内。他在监狱中度过了整整26个春秋。直到1974年，周恩来总理向毛泽东主席建议无条件释放所有在押战犯。最终，1975年3月19日，文强终于获得特赦，重获自由。

按照常理推断，文强就算没赶上第一波特赦，至少也该在随后的几批中获得释放。但奇怪的是，他为什么偏偏成了最后一批才被特赦的战犯呢？

其实在1959年，监狱长就找过文强谈话，让他写悔过书。文强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我始终热爱国家和人民，没干过坏事，既没杀过共产党，也没破坏过组织。我过去是党员，后来离开是因为实在走投无路。要是当时不走，可能我早就没命了。我对自己做的事问心无愧。"

看到文强这么固执，监狱长也没多说什么就走了。过了几天，他又来找文强，还是让他写悔过书。可文强还是老样子，他说：“毛主席是我表哥，朱老总是我领导，周总理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副主席和我同乡，林彪是我同学。这么多共产党大人物都跟我有关系，结果我却成了国民党，这能怪我吗？要写也该让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写，反正我是不会写的。”

在文强的坚持下，从1959年12月4日到1966年，一共有六批战犯获得了特赦，但文强的名字一直不在名单上。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被释放，他才终于重获自由，走出了监狱。

文强获释后，周恩来总理已经重病在床。总理在病房里见了这位学生，这是他们师生分别44年后的重逢，也是此生最后一次见面。看到文强，总理微微叹息，略带责备地问道：“你怎么不早点写认错书呢？”

望着病榻上虚弱不堪的周总理，文强不禁潸然泪下，过了好一会儿，他声音颤抖地说：“老师，是我糊涂，走错了路，实在没脸去见表哥毛主席！”

战犯获得特赦后，可以自主决定在哪里生活。当时文强有个儿子和一个弟弟在美国，还有个弟弟在台湾。面对这些选择，文强这样表达了他的想法：

我就留在大陆生活，既不出国，也不去台湾。

没过多久，政府把文强调到全国政协担任文史专员，每月工资200块钱。

1985年，文强到了美国，见到了老同学蒋志云。蒋志云一见到老师，就说道：

"老师，你在台湾有一百万美元，这是你在内地服刑时，台湾那边给你发的'薪水'。"

听到这句话，文强立马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我要是收了这笔钱，别人肯定会觉得我是个见钱眼开的人，这不仅对不起咱老祖宗，更对不起文天祥的英名，所以这钱我坚决不能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文强常常回忆起想要重新加入共产党的心愿，他总是愉快地表示：“自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捕以来，我感觉自己始终生活在党的光辉之下。我家族中连续20代都没有人活过90岁，而我现在已经90多岁了，依然健在，这都要感谢共产党的恩泽......”

2001年10月22日，文强走完了94年的人生旅程，他的一生充满波折与传奇，最终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