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邓稼先最后一年，5次手术痛苦不堪，临终前一个月才公布身份......

许鹿希说："他们那代人做了他们那代人应该做的事情，完成了那代人应该完成的使命。接下来的每一代人，都应该做好每一代人应该做的事情，完成应该完成的使命。"

1999年9月18日，北京召开了两弹一星功臣表彰大会，当年曾经参加过研究的青年才俊们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时候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腹背受敌的中国，不是那个在国际上站不稳脚跟的中国了，她不必惧怕美国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也不会因为前苏联屯兵百万而风声鹤唳……

媒体簇拥着这些为创造"国之利器"而隐姓埋名奉献半生的英雄们。他们谈论着当年的艰难险阻和光辉岁月，语气中只有喜气洋洋。而在一个安静的角落，人们看到一位苍老的女士，伏在前排的椅背之上默默哭泣。

她是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1985年7月31日到1986年7月29日，是邓稼先和妻子许鹿希相伴的最后一段时光。他们结婚33年，真正朝夕相伴的只有6年，邓稼先真正属于许鹿希的也就只有这一年。而这一年带给许鹿希的不是幸福，而是折磨。

邓稼先在核试验基地年复一年地工作，多次在工作现场晕倒过去。人们见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因为工作环境特殊，他们不止一次提醒邓稼先去医院检查，但邓稼先心中挂念的从来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一次核检测要花费数千万元，绝对不能出错。一直到多年之后，他风尘仆仆出现在妻子许鹿希面前，许鹿希是学医的，第一眼就看出丈夫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

邓稼先愿意从一线退出，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可以休息，而是因为他患了肠癌。因为长期从事核研究工作，他体质特殊，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会降到很低，极易出现全身性的大出血。

一直到这个时候许鹿希才知道，这些年，每一次核试验基地出事故，他都是第一个冲进去拯救仪器，对自己的下属，他总是这样说："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28年前，邓稼先走的时候还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归来之时却是鬓染霜华的病人。他一直怀揣着碎首黄尘、马革裹尸的准备，每一次装雷管，他都坚持自己亲自去做。癌症，是他预料之中的，只是他没有想到会来的如此之快，他还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

没有人比许鹿希更理解邓稼先的心和他的身体状况，她行医半生，却只能看着丈夫独自承受病痛的折磨，鲜血从她的鼻子里、嘴里和耳朵里涌出，和她的眼泪一样止都止不住。他的身体因为打止痛针已经到处都是针眼，每分钟都在和疼痛抗争。

一共363天，许鹿希度过人生之中最为痛苦的一年。邓稼先做了2次大手术，3次小手术，他在所剩不多的生命之中，还在不停修改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重病时一直说的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对邓稼先的解密，一直在他去世1个月才被准许。医院背着许鹿希给中央军委递了一个报告，中央军委认为，邓稼先一辈子隐姓埋名，在他去世前一定要对他解密。

于是这个曾经人间蒸发28年之久的伟大科学家，在一夜之间，相关事迹刊登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之上。许鹿希当天接了无数电话，每一个人都是来询问她邓稼先是否还活着。许鹿希绝望了，她深知邓稼先时日无多了。

这一年，耗费了许鹿希28年的期待。她曾经因为邓稼先的离开而歇斯底里得痛苦着，而后，一切回归平静。如果归来是如此，那还不如一直杳无音讯，至少，还能知道他是好好活着的。

许鹿希和邓稼先是在1953年结婚的，婚后两人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那是1958年的那年盛夏，某一个傍晚邓稼先比平常回家晚了许多。许鹿希记得他回来的时候，4岁的女儿典典正在和2岁的儿子平平玩耍，许鹿希询问了一句："今天怎么这么晚？"邓稼先只是点了点头，简单吃饭之后，他沉默地坐了半晌，就独自上了床。

邓稼先对许鹿希只交代了一句，他要调离工作，做什么工作，去哪里，要去多久，都不能告诉许鹿希。许鹿希恳求留一个信箱的号码，可以和他通信，邓稼先怎么都不愿意。邓稼先一夜都没有睡着，而许鹿希也没有睡意。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一种默契：许鹿希支持邓稼先的工作，从此不再问及此事。

那时候的许鹿希不过30岁，邓稼先34岁，孩子还很小。许鹿希难过、沮丧、不解……但看到丈夫的态度如此坚决，他知道邓稼先选择的是一件比他生命更加重要的事情，为了这件事他可以远离他的双亲、妻儿，只有这件事才能让他感觉到活着有价值。许鹿希知道，不做这件事他会后悔一辈子，她终究没有阻拦。从此之后，邓稼先如人间蒸发一般，他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作报告，无法出国，他在哪里，在做什么，许鹿希一点线索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