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为什么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脱离”苏联......
01 裂痕之始
1930年初，乌克兰波尔塔瓦州，这片曾被誉为“欧洲粮仓”的黑土地，没了往年那种熏人欲醉的麦香，只剩下一种干巴巴的、令人焦躁的土腥味。
村庄里，死气沉沉。没有狗叫，没有鸡鸣，连孩子们追逐打闹的笑声也消失了。
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的不再是烹煮食物的炊烟。
年轻的农夫帕夫洛正蹲在自家地窖的入口，他那双原本应该充满力量的臂膀，此刻正小心翼翼地将最后几袋麦子往更深处推去。
地窖里阴冷潮湿，混合着泥土和腐烂根茎的气味。
他的妻子奥克萨娜抱着他们年幼的儿子，站在一旁，眼神里满是惊恐，像一只受了惊的林中鹿。
“再深点，帕夫洛，再往里藏一点，”
她用气声催促着，仿佛墙壁有耳，“他们说……他们说那些人的铁钎子有手臂那么长，什么都能捅出来。”
帕夫洛没有作声，只是闷着头，用一块破麻布盖住那几袋粮食，又在上面铺了一层干草和几颗蔫了吧唧的土豆。
这是他们一家过冬的全部指望。
做完这一切，他沉重地爬出地窖，将那块沉重的木板盖好，又在上面堆满了杂物。
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目光投向村口那条通往外界的土路。
远方，隐隐传来引擎的轰鸣声，帕夫洛的心猛地一沉。
来了。
一辆卡车和两辆挎斗摩托车，咆哮着冲进了村庄。
车轮卷起的尘土，毫不客气地扑向路边那些低矮的木屋。
车子停在村中央的空地上，激起最后一片尘埃。
车门打开，一个穿着皮衣、身形瘦削的年轻人跳了下来。
他很年轻，脸上的线条却像刀刻般冷硬。
他的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像西伯利亚冬日的冰。
他就是瓦西里，从莫斯科派来的征粮队政委。
他手里捏着一份清单，那纸张在他看来，比《圣经》还要神圣，上面圈定的每一个数字，都关系着苏维埃国家工业化的伟大未来。
“所有人都出来！到广场集合！”瓦西里身后的士兵们端着莫辛纳甘步枪，开始挨家挨户地砸门。
帕夫洛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
他知道，一场关乎生死的掠夺，开始了。
瓦西里的声音在寂静的村庄上空回荡，冰冷而坚决：“同志们！根据苏维埃最高指示，为了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我们将在这里执行余粮征集任务！这是光荣的革命使命，任何藏匿、破坏粮食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苏维埃政权的背叛！”
他的话语，像一把把淬了冰的刀子，扎进每个村民的心里。
什么“余粮”？
地里的收成刚打下来，就被第一批人拉走了一大半，剩下的，连交完“公粮”都不够。
征粮队没有给村民任何辩解的机会。
他们三人一组，散入村庄的各个角落。
他们的工具很简单：一份名单，一杆步枪，还有一根长长的、顶端尖锐的铁钎。
这根铁钎，是乌克兰农民的噩梦。
它能毫不费力地捅穿松软的土地、谷仓的木板、地窖的伪装，精准地找到任何一处被藏匿起来的希望。
帕夫洛家的门被粗暴地撞开。
瓦西里亲自带队走了进来，他的皮靴踩在木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他环顾四周，目光像鹰隼一样锐利，最终停留在堆放杂物的那处角落。
“搬开。”他用下巴指了指，语气不容置疑。
帕夫洛像一头被激怒的公牛，挡在前面，双目赤红：“政委同志，我们家已经没有粮食了！所有的收成都交上去了，这些……这些只是些没用的杂物！”
瓦西里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冷笑：“有没有，不是你说了算。”
他挥了挥手，两个士兵立刻上前，粗暴地将帕夫洛推到一边。
杂物被一件件扔开，露出了那块沉重的地窖盖板。
“撬开它。”
铁撬棍插进缝隙，随着一声刺耳的木头断裂声，盖板被掀飞了。
地窖里那几袋可怜的粮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奥克萨娜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紧紧抱住怀里的孩子。
士兵们跳下地窖，像蚂蚁搬家一样，将一袋袋粮食搬上地面。
他们甚至没有放过那些铺在最上面的、用来伪装的蔫土豆——那是准备给孩子熬汤过冬的。
“不！求求你们！留下一点！给孩子留下一点吃的！”奥克萨娜冲上前，跪倒在瓦西里脚下，泪水混合着尘土，在脸上划出两道泥痕。
瓦西里厌恶地皱了皱眉，一脚踢开她伸过来拉扯他裤腿的手。
“哭哭啼啼，典型的富农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
他冷酷地宣布，“这些粮食将被全部没收，充公，用于支援国家的五年计划！”
“你们这是抢劫！”
帕夫洛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怒火，他像一头困兽般嘶吼着，冲向那个正在搬运最后一袋麦子的士兵。
他还没碰到对方，就被瓦西里从侧面一脚踹倒在地。
瓦西里的皮靴狠狠地踩在他的背上，让他动弹不得。
“反抗革命，这就是下场！”
瓦西里用枪托对准帕夫洛的后脑，然后又似乎觉得这样太便宜他了，转而用枪口指着所有围观的村民，厉声宣布，“帕夫洛，富农破坏分子！当众暴力抗法，意图破坏粮食征集！把他给我绑起来！”
村里的老村长安德烈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走上前来。
他曾在内战中为红军带过路、送过情报，胸口还留着白军的弹痕。
他看着眼前的一切，心如刀绞。
“瓦西里同志……政委同志，”
他声音沙哑地开口，“帕夫洛是个好小伙子，他只是……只是太心疼孩子了。我们村……真的已经山穷水尽了。你看在上帝……看在列宁同志的份上，给大伙儿留条活路吧。”
瓦西里轻蔑地瞥了他一眼：“老糊涂！列宁同志教导我们，对阶级敌人不能有丝毫的仁慈！你是在为富农求情吗？还是说，你的思想也出了问题？”
就在这时，帕夫洛的老邻居，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也跪了下来，他伸出枯树枝般的手，哀求道：“不求吃的，只求留下一点点……一点点做种子的粮食……来年春天，我们还要播种啊！没有种子，这地就全完了！”
一个士兵不耐烦地将他猛地一推，老人踉跄着摔倒在地，额头磕在了一块石头上，鲜血立刻流了下来。
恐惧像瘟疫一样在人群中蔓延。
伴随着恐惧的，是愤怒。
村民们的眼神变了，从最初的哀求、畏缩，变成了死寂的、混杂着仇恨的麻木。
帕夫洛被两个士兵反扭着手臂，屈辱地跪在地上。
他看着倒地的老人，看着妻子和孩子绝望的哭泣，看着乡亲们敢怒不敢言的脸。
他曾经相信过，苏维埃会带来土地和面包，会带来一个没有压迫的新世界。
可此刻，所有的幻想都在瓦西里冰冷的皮靴下，被踩得粉碎。
一粒火种，在他心中被点燃。
那不是希望的火种，而是复仇的、毁灭的火种。
当日晚，征粮队在村公所里点燃了篝火，庆祝着他们“伟大胜利”的酒肉香气，混杂着柴油味，飘散在冰冷的空气中。
这气味，对于饥肠辘辘的村民来说，无异于最恶毒的挑衅。
帕夫洛被关在村公所旁边的柴房里。
白天受的伤火辣辣地疼，但远不及他内心的灼痛。
他透过门缝，看着外面篝火的光影，听着征粮队员们粗野的笑声和歌声，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直接对抗？
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们有枪，有国家机器做后盾，而村民们只有锄头和绝望。
柴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道缝，几个人影闪了进来。
是村里几个同样被抢走了全部口粮的年轻人。他们眼中燃烧着和帕夫洛一样的火焰。
“帕夫洛，不能再等死了！”
一个叫伊万的年轻人压低声音说，“再这样下去，我们都得饿死！他们明天还要继续搜，连我们藏在房梁上的干菜都不会放过！”
“跟他们拼了！”另一个年轻人激动地挥舞着拳头。
“拼？”
帕夫洛的声音沙哑而冷静，像一块在冰水里浸过的石头，“用什么拼？用我们的命去换他们几颗子弹吗？那太便宜他们了！”
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一字一句地说：“他们要工业化，要集体农庄，要我们的粮食去换机器。好，我们什么都不给他们。”
众人不解地看着他。
“他们要的是一个能不断产出粮食的农庄，而不是一片废墟。”
帕夫洛的眼神里闪烁着一种疯狂而决绝的光芒，“他们拿走了我们的粮食，我们就宰掉我们的牲口！他们要我们集体耕作，我们就毁掉我们的农具！让他们得到一个空壳子！让他们什么都得不到！这叫玉石俱焚！”
这番话，让在场的年轻人都倒吸一口凉气。这是一种何等绝望的反抗！
牲畜是农民的命根子，农具是来年春耕的唯一指望。
毁掉这些，就等于亲手断掉了自己所有的退路。
但是，在极致的压迫面前，这种自毁式的反抗，却成了唯一能够宣泄他们愤怒和绝望的途径。
“好！就这么干！”
伊万的眼中迸发出狠厉的光芒，“让他们对着一堆破铜烂铁和一地死牛去搞他们的集体化！”
夜更深了。
几个黑影悄无声息地溜出柴房，消失在村庄的各个角落。
不久，村里响起了几声被压抑住的、牲畜临死前的悲鸣，但很快就被风声所淹没。
紧接着，是金属被扭断、木头被砸裂的沉闷声响。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一场绝望的、用自毁来表达不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当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时，征粮队面对的，将不再是一个有待开发的集体农庄，而是一个被掏空了灵魂的躯壳。
与此同时，在征粮队的临时驻地，篝火旁，一个名叫谢尔盖的年轻红军士兵辗转难眠。
他就是乌克兰人，家就在离这里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
白天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在眼里。
那个老人的鲜血，帕夫洛妻子绝望的哭喊，像烙铁一样烫在他的心上。
他加入红军，是为了保卫穷人的政权，是为了让家乡的父老乡亲能过上好日子。
可现在，他却成了向父老乡亲举起枪口的人。
他看着政委瓦西里那张因酒精而泛红的脸，听着他高谈阔论“革命的必要牺牲”，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他悄悄起身，走到卡车旁，从自己的背包里拿出那块作为明天干粮的黑面包。
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借着夜色的掩护，绕到了关押帕夫洛的柴房后窗。
窗户很小，他看到帕夫洛像一尊雕像般坐在黑暗中。
他将面包从窗户的破洞里塞了进去，低声用乌克兰语说了一句：“给孩子的。”
帕夫洛猛地一惊，转过头来。
他只看到一个模糊的、穿着军装的背影迅速消失在黑暗中。
他捡起地上的面包，那块粗糙的、还带着一丝体温的黑面包，在这一刻，比黄金还要珍贵。
他看着窗外沉沉的夜色，心中五味杂陈。
在这片被冷酷和绝望笼罩的土地上，仇恨的种子已经种下，但一粒微不足道的人性的种子，也意外地落入了这片龟裂的土壤。
02 无声的抗议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时间在这里仿佛是凝固的，厚重的红色宫墙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喧嚣与苦难。
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里，灯火彻夜通明，亮如白昼。
巨大的世界地图铺满了整面墙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版图被染成刺眼的红色，像一片正在不断扩张的血色海洋。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这位钢铁巨人，正叼着他那标志性的烟斗，在地图前缓缓踱步。
烟斗中飘出的青烟，缭绕着，模糊了他那双深邃而令人敬畏的眼睛。
他的面前，站着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神情一如既往的严谨。
桌上摊开的，不是诗歌，不是小说，而是一页页冰冷的、充满了数字的报表——关于粮食出口换取外汇的数据，关于乌拉尔山和顿巴斯新建工厂的进度。
每一个数字的跳动，都牵动着这个庞大帝国的工业化神经。
“乌克兰的粮食征购必须加速，维亚切斯拉夫，”
斯大林的声音低沉而有力，烟斗在他指间点了点地图上那片富饶的黑土地，“西方的经济危机是我们的机会。我们需要更多的拖拉机，更多的机床，更多的坦克来保卫革命的果实。农民的短视和怠惰，不能成为阻碍我们前进的绊脚石。”
“是的，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恭敬地回答，“我已经向地方下达了最严厉的指示，任何动摇和妥协都是对革命的背叛。”
这里的空气是炙热的，充满了宏伟蓝图和钢铁意志的味道。
每一个决策，都关乎着千万人的命运，但在这里，他们只是报表上的一个抽象数字，是通往伟大目标道路上必须付出的、可以被计算的代价。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当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哈尔科夫。
党中央大楼里，气氛却如同冰窖。
州委第一书记捷列霍夫的办公室里，他的脸色比桌上的文件还要苍白。
那些文件不是来自莫斯科的宏伟指令，而是一封封从乌克兰各地用最紧急方式送来的报告。
报告上的字迹潦草而惊惶，描述的不再是“粮食征购的伟大胜利”，而是触目惊心的现实：村庄断粮、农民外逃、浮肿病蔓延，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传闻。
每一份报告，都像一把锥子，扎在他的心上。
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他的忠诚毋庸置疑。
但他也生于斯，长于斯，他无法对这片土地上正在发生的惨剧视而不见。
经过一夜痛苦的挣扎，他终于鼓起了毕生的勇气，接通了通往克里姆林宫的那条红色专线电话。
他要向斯大林本人，汇报乌克兰的真实情况。
电话接通了。听筒里传来斯大林那熟悉而威严的声音时，捷列霍夫的心跳骤然加速。
他用颤抖但尽量清晰的声音，汇报着他所知道的一切——饥荒的规模、农民的绝望、地方官员的束手无策。
然而，他等来的不是领袖的关切与指示，而是一阵死一般的沉默。
沉默过后，是暴风雨般的嘲讽与咆哮。
“捷列霍夫同志？我听说你是个出色的演说家，”
斯大林的声音里充满了冰冷的、侮辱性的腔调，“看得出来，你真的很会讲故事，编造这样一个关于饥荒的故事来吓唬我们。但是这办不到！你以为我们是傻子吗？这是阶级敌人的恶意诽谤，是你们工作不力的无耻借口！”
“不，斯大林同志，这是真的……”
“够了！”
斯大林粗暴地打断了他，“我看，你留在州委书记的位子上不太合适。你应当去作家协会工作，去写你的故事，只有傻子才会读的故事！”
电话被“砰”地一声挂断了。
捷列霍夫握着冰冷的听筒，呆立在原地，冷汗湿透了他的衬衫。
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不仅是乌克兰的农民完了，他自己也完了。
很快，苏共中央的命令就下来了。
捷列霍夫被解除一切职务，听候处理。
这个试图说出真相的人，被当作一个疯子和叛徒，从政治舞台上被轻易地抹掉了。
中央的铁腕，向所有地方干部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真相，在这里一文不值。服从，才是唯一的生存法则。
紧接着，两部如剃刀般锋利的法令，从莫斯科呼啸而下，精准地落在了乌克兰饥饿的土地上。
第一部，是《关于保护社会主义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以及加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法令。
这部法令在民间被称作“麦穗法”。
它规定，任何盗窃集体农庄财产的行为，哪怕只是在收割过的田里捡拾几根遗落的麦穗，都将被处以极刑——枪毙，或者至少十年监禁。
第二部，是“关于在苏联实行身份证制度”的决议。
然而，这部法令有一个致命的补充条款：农民，被排除在外。他们没有资格拥有身份证。
饥荒，终于以最狰狞的面目，全面爆发了。
村庄里，饿殍遍地。
帕夫洛看着自己儿子那张因为饥饿而浮肿的小脸，心如刀绞。
他不能再等下去了。
他决定，带着家人逃出去，逃往城市。
他听说城里有工厂，有配给，只要能逃到那里，就有活路。
他背着妻子，抱着儿子，在夜色的掩护下，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最近的火车站。
车站里挤满了和他一样面黄肌瘦、试图逃离地狱的农民。
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开往希望的火车，而是站台上荷枪实弹、面无表情的内务部士兵。
“站住！身份证！”一个军官厉声喝道。
人们惊慌地后退，他们拿不出那张薄薄的、却能决定生死的纸片。
“没有身份证？都是企图流窜的阶级敌人，是破坏分子！”
军官冷酷地一挥手，“全部遣返！一个都不许离开！”
冰冷的枪口对准了人群。
帕夫洛抱着儿子，被士兵们粗暴地推搡着，往回家的方向赶。
他回头望着那辆即将开动的、喷着白气的火车，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回村是死路一条，逃亡是痴心妄想。
整个乌克兰，变成了一座巨大的、没有围墙的监狱。
而他们，就是被困在其中、等待饿死的囚犯。
那份绝望，比西伯利亚的寒风还要刺骨。
在被遣返回村的路上，队伍像一群行尸走肉，麻木地向前挪动。
押送他们的，不再是那些凶神恶煞的内务部士兵，而换成了一队普通的红军。
帕夫洛几乎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
他的儿子在他怀里，气息微弱，像一支随时会熄灭的蜡烛。
就在经过一片沼泽地时，一个负责押送的年轻士兵悄悄走到了他的身边。
帕夫洛抬起头，昏暗的光线下，他认出了这张脸——是谢尔盖，那个在征粮队里、曾经偷偷塞给他一块黑面包的年轻人。
谢尔盖的脸上写满了挣扎和痛苦。
他已经脱离了那支让他备受煎熬的征粮队，却又被派来执行这同样让他良心备受谴责的封锁任务。
他趁着带队军官在前头抽烟的工夫，用极低的声音飞快地对帕夫洛说：“前面那个岗哨，半小时后会换防，有五分钟的空隙。从那棵歪脖子树旁边穿过去，是一片沼泽地，很难走，但能绕过大路。一直往西，一直走，别停下。”
帕夫洛惊愕地看着他。
谢尔盖不再看他，只是飞快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几块干硬的黑面包，塞进了帕夫洛儿子的襁褓里。
他的动作快如闪电，仿佛那面包烫手。
“往西边去，”
他几乎是用唇语在说，“那边是波兰人的地界，或许……或许还有活路。别回头，别说你见过我。”
说完，他立刻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又变成了那个沉默寡言、忠于职守的红军士兵，仿佛刚才的一切从未发生。
帕夫洛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甚至不敢多看谢尔盖一眼，生怕暴露他。他只能将这份恩情，连同那几块救命的面包，死死地记在心里。
在岗哨换防的那个短暂间隙，帕夫洛抱着儿子，拉着妻子，像两只幽灵一样，闪进了那片黑暗的沼泽地。
沼泽的泥泞冰冷刺骨，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仿佛要将人吞噬进去。
帕夫洛背着饿得奄奄一息的儿子，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着。
在沼泽的边缘，帕夫洛停下脚步，最后一次回望来时的方向。
那里，是他世代生活的村庄，此刻却像一个巨大的、黑漆漆的坟墓，埋葬了他的乡亲，埋葬了他的过去，也埋葬了他对这个国家最后的一丝情感。
他低下头，看着怀中儿子苍白的小脸，一股混杂着悲愤、仇恨和求生欲望的烈焰，从他胸腔深处喷涌而出。
他没有哭，也没有呐喊，只是在心里，用血和泪，立下了一个永世不忘的誓言：
只要能活下去，只要乌克兰民族的血脉还能延续下去，这份饥饿的记忆，这份血海深仇，将如同刻在骨头上的符咒，代代相传，永不磨灭。
这仇恨，不再是针对某一个冷酷的政委，而是针对那个造成这一切的、庞大而无情的体制。
它像一颗最坚韧的种子，被深埋进乌克兰民族记忆的最深处。
03 森林兄弟
1944年的夏天，战争的硝烟终于开始从波罗的海沿岸散去。
苏军的T-34坦克，履带上沾满了泥泞和草屑，碾过立陶宛乡间的土路，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
红旗在坦克炮塔上猎猎飞舞，宣告着这片土地从纳粹德国的铁蹄下被再次“解放”。
城镇里，一些民众走上街头，挥舞着小旗子，脸上带着劫后余生的、混杂着迷茫和期待的表情。
然而，在这些庆祝的人群之外，在那些更偏远的村庄和森林的边缘，另一群人正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他们的眼神里没有喜悦，只有冰冷的警惕。
当最后一辆苏军坦克消失在道路尽头时，他们没有欢呼，而是转身，毫不犹豫地退入了身后那片广袤而茂密的森林。
森林，是立陶宛的灵魂。
它古老、深邃，充满了神话与传说。
此刻，它正张开自己绿色的怀抱，庇护着这些不愿接受新统治的孩子。
为首的，是一位名叫尤纳斯的前立陶宛共和国军官。
他的身形挺拔如松，军装虽然破旧，但依然熨烫得一丝不苟。
他的脸上，有着军人特有的坚毅，但眼神深处，却藏着一抹化不开的悲哀。
对他而言，无论是纳粹的万字符，还是苏联的镰刀锤子，都是印在这片土地上的耻辱烙印。
所谓的“解放”，不过是换了一个主人而已。
他们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森林兄弟”（Miško Broliai）。
这个名字，既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悲壮，也道尽了他们生存状态的艰难。
他们将以森林为家，与野兽为伍，用游击战的方式，继续一场不为人知的、属于他们自己的卫国战争。
尤纳斯的心中，燃烧着一团永不熄灭的仇恨之火。
那火焰，是在1941年那个寒冷的夏夜被点燃的。
那一年，苏军第一次“解放”立陶宛，随之而来的，便是针对“阶级敌人”的大清洗。
他的父亲，一位受人尊敬的律师，他的母亲，一位温文尔雅的教师，连同他年幼的妹妹，仅仅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就在一夜之间被内务部的人从家中带走，塞进闷罐火车，流放去了遥远的、不知死活的西伯利亚。
从那天起，尤纳斯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一个渴望独立的民族来说，任何外来的强权，都是侵略者。
他参加了反抗纳粹的地下活动，现在，他又将枪口对准了新的占领者。
他的战斗，无关意识形态，只关乎脚下这片土地的主权与尊严。
在“森林兄弟”中，并非都是像尤纳斯这样身经百战的军人。
卡捷琳娜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外。
她曾是一名年轻的女教师，有着一双湖水般清澈的眼眸。
她的未婚夫，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学生，在苏军进城时试图组织抵抗，倒在了坦克的履带前。
悲痛没有击垮她。
她剪掉了长发，脱下了连衣裙，换上了朴素的农妇装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