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安逃亡到变法图强：这个太后用一场新政葬送了大清王朝

前言

慈禧太后一生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义和团运动，把八国联军引进北京；二是挥霍国库，修建颐和园；三是推行新政，结果培养出了推翻清朝的革命力量。这是何等的讽刺！一个王朝，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拼命追赶，却在改革中走向了灭亡。这是一个令人唏嘘的历史悖论。

一、慈禧的觉醒：西安逃亡给她上了一课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五，庆典之日变成了逃亡之时。

紫禁城内一片混乱。慈禧太后换上粗布衣裳，光绪帝也脱下龙袍。几个太监手忙脚乱地收拾细软，宫女们哭成一片。荣禄骑马冲进来，气喘吁吁："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了！"

这位掌控大清江山四十余年的老佛爷，此刻狼狈不堪。她坐上一辆普通马车，由荣禄亲自驾车，趁着夜色仓皇出逃。这支"西狩"队伍只带了三千多人，车马不过数百辆。

一路上，这位昔日高高在上的慈禧尝尽了人间疾苦。

从北京到太原，风餐露宿，颠簸不堪。马车经过一个叫"凤凰岭"的地方，道路崎岖难行。慈禧的马车几次差点翻下山去，吓得她紧紧抓住车厢。当地百姓看见这支队伍，还以为是逃难的富户，有人喊道："快看，这些有钱人也跑啦！"

到了太原，慈禧住进了巡抚衙门。一天清晨，她听见外面鸡鸣狗叫，市井喧嚣。这位养尊处优的太后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普通人的生活。她掀开窗帘，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百姓，喃喃自语："我当家这么多年，原来老百姓是这样过日子的。"

更让她震惊的是，一路上许多地方官员对朝廷不理不睬。有的知府听说"圣驾"来了，竟然躲着不见。这在以前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慈禧终于意识到，大清的江山已经动摇了。

到了西安，慈禧寄居在大清真寺。这座千年古寺香火寂寥，墙上爬满了青苔。夜深人静时，她常常辗转难眠。一日，她召来随行大臣问道："朕心甚痛，究竟何时才能回京？"

大臣们面面相觑，没人敢说话。只有荣禄进言："太后，要想回京，必须改革。"

慈禧沉默良久，突然问道："你们说，我们输在哪里？"

这一次，连荣禄也沉默了。倒是一个年轻的翰林说："我们输在闭关自守，输在抱残守缺。"

慈禧没有发怒，反而点点头："朕明白了。这一路，朕也想明白了。"

1901年1月，慈禧下令推行新政。这位昔日的"老佛爷"，一改过去的保守做派，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她说："现在不改革，难道等着亡国灭种吗？"

这场西安之行，给了慈禧太后最深刻的教训。从紫禁城到古都西安，从天子脚下到民间疾苦，这一路的见闻让她明白：大清帝国已经病入膏肓，非改革不可。

但是，这位老佛爷骨子里还是那个精于权术的慈禧。她推行新政，与其说是为了救国，不如说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她对身边的心腹说："现在的世道变了，再不变法，这江山就要变天了。"

所以，当她回到北京后，虽然大力推行新政，但对任何可能威胁到她权力的改革，都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她依然是那个慈禧，只不过换了一副改革者的面孔。

这就像一个巨大的讽刺：一个靠着保守专制起家的太后，最终不得不以改革者的身份收场。而她推行的新政，最终却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这大概就是历史给慈禧开的最后一个玩笑。

二、张之洞的谨慎：新政背后的博弈

清廷的新政诏书一发布，朝野上下都屏住了呼吸。

张之洞坐在两江总督衙门里，面前放着一份密报。他把玩着手中的毛笔，眉头紧锁。这位被日本人称为"中国第一智囊"的大臣，此刻犹豫不决。

他派出的眼线传来消息：新政诏书是樊增祥起草的。樊增祥是他的学生，这本该让他松一口气。可他却越发担心了。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他太明白一个道理：树大招风。

这不是没有前车之鉴。七年前的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们意气风发地推行新政，结果呢？六君子血溅菜市口，维新派流亡海外。张之洞可不想重蹈覆辙。

他给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写了一封密信："弟欲知此事慈意若何？各省能否切实复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

鹿传霖的回信模棱两可："太后虽有心更新，然不可太过激进。"

张之洞冷笑一声，他懂了。这是让他别太认真，做做样子就行。可他又收到了另一个消息：安徽巡抚王之春说朝廷要"变法毋偏重西"。这下他更糊涂了。

不重西法的变法，那还叫什么变法？

张之洞开始给各路督抚发电报，要大家统一意见，联名上奏。这是他惯用的招数：人多好办事，有事大家抗。

这时，他最信任的幕僚送来一份奏折草稿。草稿中提出了设立议院的建议。张之洞看完，沉默许久，最后把这段划掉了。

"太早了。"他叹了口气，"慢一点，再慢一点。"

刘坤一和张謇的奏折也送来了。张謇在奏折中大谈特谈议院制度，被刘坤一直接否决。老将军说得直白："这些东西太深奥了，一时半会儿办不到。"

最后，张之洞和刘坤一联名上了三个奏折。内容中规中矩，既不保守，也不激进。比如说要改革科举，但不说废除；说要发展实业，但不提政治改革。

朝廷很满意，下旨称"事多可行"。张之洞松了一口气，他赢了这一局。

可是，他心里明白，这种改革注定不能让所有人满意。

果然，很快就有人说他的奏折是"书生文章，俗吏经济"。说他只谈些枝节小事，不触及根本。

张之洞写信给鹿传霖，语气有些无奈："弟识短才疏，岂知大计？昨会刘帅复奏变法三折一片，大率皆书生文章，俗吏经济，作按部就班之事，期铢积寸累之功，了无惊人之谈，亦无难行之事。"

这封信透露出张之洞的真实想法：他当然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改革。可是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年代，谁敢贸然尝试"惊人之谈"？

他选择了一条最稳妥的路：慢慢来，一点点改，能改多少是多少。

这位老臣太明白了：在清廷这艘大船上，慈禧是船长，他们这些大臣不过是水手。船长说向东，他们就得向东；说向西，就得向西。至于船最后会开到哪里，那是船长的事。

水手的责任，就是让船别翻。

可历史就是这么讽刺。张之洞这种谨慎的态度，反而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因为改革来得太慢，最后反而被革命赶上了。

张之洞临终前说了一句话："老夫一生谨慎，只求问心无愧。"

这大概就是一个精明老臣的悲哀：明知大厦将倾，却只能眼睁睁看着。

三、无解的财政困境：要钱还是要命

新政的蓝图画得很美，但现实却像一记响亮的耳光。

1901年，赫德坐在海关总署的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一份清政府的财政报表。这位洋人掌管中国海关多年，对大清的家底了如指掌。

他拿起笔，开始计算：辛丑条约赔款9.82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每年要还2500万两。加上以前的赔款，每年光还外债就要花掉4000多万两。

这就等于每个中国人，每年要为赔款出一两银子。

赫德摇摇头："这笔钱从哪来？"

同一时刻，在北京的军机处，一群大臣也在为钱发愁。

新政要办学堂，要练新军，要修铁路，要建工厂。每一项都要花大钱。有大臣算了笔账：光是在各省建一所中等学堂，就要十万两白银。而全国至少要建几百所学堂。

于是，大清的状元们开始"脑洞大开"。

梁启超提出：全国可税之地至少有25亿亩，每亩收一钱，一年就是2.5亿两。再加上新疆和东三省，财政收入能达到3亿两。

梁启超 剧照

这话说得轻巧。一位地方官忍不住反驳："老百姓现在交的税就已经叫苦连天了，再加十倍，不得造反？"

有人提议借外债。这下可捅了马蜂窝。

张之洞第一个跳出来反对："借债就是卖国！今天借一万，明天借十万，后天借百万。利滚利，最后卖掉整个中国也还不清！"

可是不借外债，哪来那么多钱？

慈禧坐在午门的御座上，听着大臣们争论不休。她突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朕倒觉得，借债不可怕，可怕的是借了钱不会用。"

这话说到了点子上。

比如练新军，各省都在练，可是军费从哪来？湖北巡抚张之洞想出个招：向日本借钱，用汉阳铁厂抵押。结果呢？钱是借来了，可新军还没练成，利息就要还不起了。

再比如办学堂。督抚们为了凑钱，想出各种法子：有的把庙产充公；有的把商人的"盐税"、"当税"、"牙税"统统涨了一遍；有的干脆让士绅"自愿捐款"。

结果呢？和尚造反，商人造反，士绅也造反。

1904年，江苏无锡就因为要把米市的庙捐拿去办学，引发了大规模骚乱。米商们喊出一句话："学堂里有几个穷人的孩子？"

这句话戳中了要害。

新政表面上是为了国家好，可老百姓觉得这是官绅们在敛财。他们的钱袋子被掏空了，可看不到任何好处。

一位老农说得很实在："以前朝廷少管事，现在管得太多。管得多了，花钱就多了，花钱多了，找我们要钱就更多了。"

这就是大清政府的困境：要改革就要花钱，要花钱就得加税，加税就会激起民愤。可不改革，国家就没有出路。

慈禧曾说过一句名言："国家没钱，就像人没有血。可是逼着百姓出钱，就像往人身上放血。放多了，人就死了。"

但她没说的是：不放血，国家也会死。

这是一道死结：要钱，民会反；不要钱，国会亡。

最讽刺的是，当清政府好不容易攒了点钱，练出了新军，这支新军却成了推翻它的力量。

1911年，当革命党人打出"推翻专制"的旗号时，第一个响应的就是那些拿着清廷薪饷的新军。

这大概就是历史最残酷的玩笑：你拼命搜刮来的钱，最后养大了一群掘墓人。

四、民怨沸腾：新政为何遭遇抵制

1904年冬天，无锡城内一片火光。

愤怒的民众冲进新建的学堂，砸烂桌椅，撕毁书本。有人高喊："新学堂都是骗人的！他们拿着我们的钱，供着他们家的少爷！"

这一年，类似的场景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山东沂州、江西乐平、四川夔州、广东各地，到处都在"打学"、"毁绅"。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民众对新式教育的抵制。实际上，这是一场穷人对富人的反抗。

一位参与打砸的小贩说得很直白："他们说是为国家好，可我怎么看都是为他们自己好。"

这话说到了痛处。

新政推行的每一项政策，看起来都很美好：办学堂是为了开民智，练新军是为了强国防，修铁路是为了兴实业。可问题是，这些好处跟普通百姓有什么关系？

学堂里坐着的是绅商子弟，普通人家的孩子连学费都交不起。

新军里当官的是达官显贵的亲戚，普通士兵还是那些穷苦人家的儿子。

铁路修好了，可一趟车票抵得上农民半个月的收入。

更要命的是，这些"新政"都要老百姓出钱。

地方官府为了筹钱，想出各种名目：什么"学捐"、"练捐"、"路捐"，名目繁多得让人眼花缭乱。

有个老农说："以前交税只有春秋两季，现在是天天都要交。交了这个，又来收那个。家里的年景还没变好，摊派倒是一年比一年多。"

一位基层官员在日记中写道："新政之名，行盘剥之实。上有政令，下有民怨。我等身处其中，左右为难。"

更让人寒心的是，那些打着"新政"旗号的人，暗地里都在发财。

比如某地要修铁路，官绅们先把沿线的地皮买下来，等铁路开工后再高价卖出。某地要建工厂，他们就把自家的破房子改成厂房，再高价出租。

一个乡绅私下说漏了嘴："新政是个好东西啊，能让明白人发大财。"

这话传到街面上，立刻引发公愤。

有个算盘铺的老板气愤地说："他们嘴上说为国为民，其实都是为自己的腰包。"

到了1906年，民变的数量突然暴增。根据《清末民变年表》统计，从这一年开始，每年的民变数量都在上升，到1910年达到顶峰。

而且，暴动的性质也变了。

以前的民变，大多是因为天灾人祸，百姓活不下去了才闹事。现在的民变，直接针对新政机构：学堂、自治公所、警察局，都成了攻击目标。

一个参与骚乱的小商贩说："新政就是个幌子，他们打着新政的招牌抢我们的钱。"

这种情绪在民间越来越普遍：新政不是为了救国，而是为了敛财。

到了1911年，当革命党人喊出"推翻清朝"的口号时，很多普通百姓都跟着起哄。

一位目睹辛亥革命的老人后来回忆说："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清朝完了更好。反正在老百姓眼里，新政就是一场骗局。"

这大概就是清王朝最悲哀的地方：它想变好，却把老百姓推向了反对它的一方。

就像一个讽刺的轮回：它想通过新政来挽救江山，结果新政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一个幕僚曾经说过："新政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救国，用不好就会伤己。"

可惜，清王朝最后既没救成国，也没保住自己。

五、回光返照：这个王朝的最后辉煌

1911年秋，紫禁城里一片祥和。

慈禧太后的灵柩早已入葬，光绪也驾崩多年。摄政王载沣正在御花园里散步，心情难得轻松。

他有理由高兴：十年新政，总算有了些成绩。国库收入从以前的4000万两，涨到了现在的3亿两。全国建起了36所高等学堂，200多所中学堂，还有数不清的小学堂。新军扩充到了16万人，有了14镇新军和18个混成协。

载沣甚至在想：要不要效仿日本，搞个立宪君主政体？

可就在这时，一个太监慌慌张张跑来："大王爷，出事了！武昌新军造反了！"

这就是清王朝最后的讽刺：它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却迎来了灭亡。

回头看，这"最后的辉煌"其实就是一场回光返照。

先说钱。国库收入确实涨了，可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一位当时的官员算了笔账：光是各种名目的"捐"，就有几十种。什么"学堂捐"、"练兵捐"、"自治捐"、"警察捐"，名目之多，令人眼花缭乱。

更要命的是，这些钱大部分都没用在该用的地方。

比如湖北新军，表面上威风八面，可士兵们的军饷经常发不出来。张之洞为了筹军费，不得不把汉阳铁厂抵押给日本人借钱。

再说教育。学堂是开了不少，可教什么？怎么教？谁来教？这些问题都没解决。

有个学堂的老师回忆说："那时候的新学堂，就是把私塾搬进了新房子。先生还是那个先生，学生还是那些学生，只不过换了个地方。"

最讽刺的是军队。清廷好不容易练出了16万新军，可这些新军成了什么？

北洋新军成了袁世凯的私家军队，他用这支军队逼迫清帝退位。湖北新军更绝，直接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一位参加过革命的士兵后来说："我们拿着清廷的饷银，用着清廷的枪炮，结果把清廷给打倒了。"

这就像个巨大的嘲讽：清廷费尽心思搞的新政，最后成了它的掘墓人。

为什么会这样？

一个老幕僚说得透彻："新政是学西方，可西方几百年的变化，我们想几年就做完。这不是学，是赌博。"

确实，西方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花了几百年时间。清廷想在十年内完成这个转变，这不是改革，是冒险。

更重要的是，清廷的新政只学了形，没学到神。

它学西方办学堂，可没学到西方的教育理念；它学西方练兵，可没学到西方的军事制度；它学西方搞工业，可没学到西方的市场经济。

一位外国使节评价说："清廷的新政就像个玩具，看着像那么回事，其实是空的。"

到了1911年，当革命的枪声响起时，这个空架子轰然倒塌。

载沣做梦也没想到，他在御花园里畅想的"立宪政治"，很快就成了一场梦。

几个月后，当他签下退位诏书时，大清朝300年的统治画上了句号。

这或许就是历史最大的讽刺：一个王朝，在即将现代化的门槛前倒下了。它想通过新政来延续生命，结果新政反而加速了它的死亡。

一位清史专家说过："清末新政就像个悲剧，它让一个王朝看到了希望，又亲手摧毁了这个希望。"

这大概就是历史给清王朝开的最后一个玩笑：它终于学会了向前走，却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尽头。

结语：被辜负的机会

历史总是充满戏剧性。当我们回望清末新政这段历史，不禁要问：如果当时的改革成功了，中国会是什么样子？

也许，我们会像日本一样，完成君主立宪的转型。也许，我们能少走几十年弯路。但历史没有如果。

清末新政失败了，却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

改革不能只改表面，不触及根本；

改革不能只顾上层，不顾民生；

改革更不能沦为既得利益者的敛财工具。

某种程度上说，清末新政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课。这一课很痛，代价很大，但教训深刻。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统一；必须是形式变革和内容革新的结合；更必须是为了天下苍生，而不是一己之私。

一个世纪过去了，当我们重读这段历史，依然能从中获得启发。

这或许就是历史最大的慷慨：它把经验和教训都留给了后人。

参考文献

李时岳：《清末新政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版

郭卫东：《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陈苏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